來臺的官員與本地詩人都有描寫臺灣景物的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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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宦文人是指從大陸來台的文人(清廷派駐台灣的官員)，台灣於1684年納入清朝版圖，清朝官員及文人因為赴任、考察或遊歷等原因渡海來台，在他們眼中，台灣除了具有異國情調，更是令人懼怖的蠻荒之地，他們的台灣遊記記錄了當時台灣的風土人情，也反映了清領初期遊宦文人的「台灣觀察」，與中、後期在地文人抒情寄懷、寫景詠物，具土地情感的旅遊書寫，相映成趣。綜觀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文人的散文創作，其特色大致表現在文學類型、情感傳達和文化觀點這三個層面上；說明遊宦文人的詩文與本土文人出現了微妙的差異。

地理的描繪對於初到此地的遊宦文人來說是相當新鮮的，和台灣的在地文人相比，對地理位置的紀錄和自然景觀的描寫，遊宦文人會有較多的想像空間，也因為這些與自己生活中的經驗不同，因此在景觀的紀錄上，往往以「異國風情」的角度加以想像。因為在遊宦文人的生活經驗中，台灣一直是一個居於想像中的國度，因此到達此地時，文人會很自然的以自己生活中的經驗來加以觀看「異地」，因此詮釋的角度和台灣的在地文人便會有很大的差異。

相較在地的文人，也因為生於斯長於斯，因此在紀錄景觀與風土民情的描述上較於質樸，且多從在地住民的生活中切入，所寫之事也與當地的居民息息相關，甚至因為環境而造就不同的職業景象，例如東港是屏東屬於靠海的地理位置，從本地文人的詩作中，不同於遊宦文人驚訝、觀看異域的眼光，反而從詩作中看見東港這個靠海的小村莊，漁人們為了生活與大海長年相處的危險與平凡之景。這也說明了文學裡的空間意象，是表現在作者對於外在環境詮釋的不同。詩文中所呈現的地景往往因為作者的外緣環境而有所差異，因此本地文人對於在地文化的書寫便較能以同理的眼光出發。

在清代臺灣遊宦文人的詩文中，如果從文化觀點上來看，它具有「反映上國文化優越心態」的特色。當時臺灣是一化外之地，雖然明鄭時期已有陳永華倡建孔廟以興學，但畢竟時日至短，台灣文化的深度終是難以和中國大陸相比，在此一情況下，清代遊宦文人便經常有意無意地在詩文中表達出上國文化的優越感，和本地的在地文人仍然有些許的差異。遊宦文人多以高視角俯瞰或觀望的立場加以詮釋眼前所見，並詳一紀錄與自己生活經驗歧異的環境或人文，屬於條列式逐條說明的手法，而在地文人因為身歷其中，所以對於一些特殊的風土民情感到相當熟悉，所以在紀錄上多以較抒情且樸實書寫的手法呈現。

遊宦文人抱持著中原文化的優越感，認為臺灣畢竟是化外之地，難以和中國大陸相比。這種文化優越感的產生，其中還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來自於對原住民文化的輕視。詩文中仍不乏有教化番民，且以漢人眼光觀看番民的生活，認為番民不論如何都仍有一定的危險性，而這樣的危險性其實是建立在遊宦文人多以漢人高姿態的眼光來理解番民的生活，遊宦詩文中時常流露出對臺灣文化的輕視，以及對中原文化自尊、自貴的心態。這種有意無意之間顯現出來的上國文化之優越，對於臺灣文化實已造成嚴重且劇烈的傷害，尤其是對於原住民文化而言，更存在著許多難以撫平的傷痛。

不論是遊宦文人或是台灣在地的文人，能否以熟悉且認同的角度觀看台灣此地的風土民情和文化，則成為討論詩作的重要之處。遊宦文人以中國的景觀記憶加以描繪台灣的山水景觀和風情，對於台灣的空間意象的描寫往往不深刻，且帶有來到異域的眼光，所呈現的詩作中也多有異國風情的想像，對於此地的空間表述並不全然真實，但是透過中國遊宦文人的詩作，中原人士對於臺灣的陌生，當然不利於臺灣的治理，畢竟要能和諧相處，就必須了解彼此的狀況，才能加速交流與促進融合。在這種情況下，臺灣遊宦文人所寫的散文作品，就成了中原人士認識臺灣的一項利器了。

反觀台灣在地的文人，在已被選定的景點中，在地文人對於空間的發揮較於真實且全面，雖然描述的景觀相似，但是所觀察的角度卻可以跳脫宦遊文人的束縛，此是在地文人對此地的空間書寫紀錄的一大貢獻。臺灣遊宦詩文的作品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它對後代臺灣詩文的寫作，卻起了引導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臺灣剛為清朝接收時，文化貧瘠，本地文人幾乎看不到，此時由遊宦文人扮演播種的角色，慢慢將文學帶進臺灣，本地的文人才逐漸興起。也正因有此過程，所以臺灣本地文人的創作模式實有淵源於遊宦文人之處。

來臺的官員與本地詩人都有描寫臺灣景物的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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