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羅馬帝國4.5世紀分別受後進民族侵略歷史發展卻不同

中國與歐洲的羅馬帝國於公元四、五世紀分別遭受游牧民族的侵略，中國指的是所謂五胡亂華時期(西元304年～439年)；而歐洲指的是日耳曼民族入侵羅馬帝國(西元376～568年)。

西晉王朝在經歷八王之亂後，國力損失慘重，北方和西域各胡族勢力趁機入侵中原，晉王室南逃，從此，中國出現了南北兩部分割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統一中國，中國歷史稱這段時期為“南北朝”。南北朝的前半段，即自西晉末年到北魏統一北方期間，先後有五個不同種族的游牧民族在中 ​​國北部境內建立了政權，史稱“五胡亂華”或“五胡十六國”時期。

同時期的羅馬帝國面對的蠻族部落更多，侵略持續的時間更長，早在匈奴入侵歐洲之前，邊境的羅馬行政長官就用日耳曼部落為羅馬帝國戍邊服役。 而此時帝國內部為爭奪王位繼承權而進行的內戰不斷，日耳曼民族等向羅馬境內遷徙，並在羅馬帝國境內建立一個個小王國，各蠻族與羅馬人雜居，歷時約2個世紀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摧毀了羅馬奴隸制帝國。民族大遷徙的結果導致了羅馬古典奴隸制的滅亡和西歐封建社會的開始。

縱觀游牧民族的入侵對中國與歐洲所造成的衝擊和破壞程度也類似，但結果卻是戲劇性的不同，中國北方雖然曾一度面臨中國的文化、建築遭到嚴重破壞。直到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再度恢復並改革了漢朝的體制，中華文明在蠻族的衝擊下雖然經歷北方短期的停頓，但之後卻將蠻族文明一舉融合。

反觀看上去無比強盛的古羅馬文明卻迅速消散了，除了宗教，蠻族人幾乎沒有從羅馬文明中繼承有關政治和文化的任何東西，他們爲西歐帶來了壹個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歐洲的民族遷徒徹底改變了西歐的人種，文化和政治制度，帝國結構及其古典文明無可挽回地消亡了。

中國和歐州的結局為何會如此迥異？
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幾個：
①中國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之後 , 中原地區的主體民族高度的文化認同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共同體 , 盡管由於遊牧民族的沖擊使其文化發展的速度放緩 , 但由於南下的遊牧民族人數有限 , 沒有對這一民族造成致命的衝擊。《漢書·地理志》漢平帝元始二年全國總人口達 5900 余萬 , 其中漢族人口占了大多數。自東漢末年至南北朝時期 , 內遷的匈奴、鮮卑、烏桓、羯氐、羌等族僅約 300 萬人左右。而且他們一般都嚮往先進、發達的漢文化 , 所以在他們對中原社會經濟進行破壞的同時 , 很自然地接受了漢人當地的文化 。

但在西歐作為主體民族的羅馬人由於連年征戰 , 其人數是逐漸減少的 , 在克勞狄(41 —54 年在位) 統治時羅馬人只占人口總數的 1/6。且羅馬帝國境內民族眾多 , 且流動性強 , 形不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共同體。原有的希臘羅馬古典文化因此失去了生存的基礎 , 當羅馬社會發生危機時 , 舊的文化體系被打碎 , 很容易形成一種新的文化。

②中國與羅馬雖然都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 , 但羅馬帝國時期並不像中國那麼富饒。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足以滿足人們的生活所需 , 生產率及人口上的優勢，轉而又使能中國更好地維持帝國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羅馬帝國的糧食不能自給 , 每年都要從撒丁尼亞、西班牙、非洲、埃及進口麥子 , 經濟相對發達 , 並促進了城市的興起。所以羅馬人遠沒有中國人那種固守土地的觀念 , 羅馬人雖然很看重自己的傳統文化 , 但在民族眾多的羅馬帝國境內 , 很難形成以羅馬人為主的凝聚力量 , 從而造成羅馬文化的開放性和多樣性 , 形成一種嶄新的文化。

③從文化的持續發展來看 , 中國雖屢遭北方遊牧民族的衝擊 , 但作為中國漢民族其語言、思想學說、宗教信仰及社會秩序基本沒變 , 民族大遷徙沒有對根基雄厚的傳統文化造成致命的打擊 , 只是融進了一些新的內容。而在西歐缺乏可與中國相媲美的文字系統，以日耳曼民族為主體的民族大遷徙徹底摧毀了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 , 以日耳曼人為主體的民族大遷徙 , 在他們湧入羅馬帝國後 , 強大的異質文化將昔日的古典文化體系徹底打碎 , 與蠻族文化、基督教文化相混合 , 經過熔煉 , 鑄成了一種嶄新的西歐文化。這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 , 是一種較為獨特的現象。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恰恰是因為西歐古典文明的覆滅，在中世紀發展起新的文明 ,正是這一獨特性使西歐在近代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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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羅馬的都是＂塞外＂民族，他們只是吸收羅馬文化融為已用而已，而非融入及同化成為羅馬族。
而中國的，主要就是指五胡，他們其實已經入塞多時，已經受中原的影響深遠，他們入侵中原，最後的結果都是融入漢族之中，好像建立北魏的鮮卑族，跟西方的截然不同。

http://china10k.com/trad/history/3/33/33d/33d25/33d2501.htm
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形成的貢獻
在中國歷史上有幾次大的分裂割據時期，它們或多或少都與外族入侵及民族同化有關。例如春秋戰國時期，四夷紛紛擾攘中原，而南蠻之楚、西戎之秦並晉身於七大國之列，秦且得以一統全國；魏晉南北朝時期，自是五胡亂華的嚴重後果；五代十國時期，後唐、後晉、後漢三代以及北漢國均為沙陀族所建；宋遼金夏元時期，則有契丹、女真、党項、蒙古諸侯與漢族競相爭雄。但是每一次的紛爭擾攘，都伴隨著部分異族之漢化，促進中華民族的大融合，使漢族日益成為「大雜種」。其實，類似的過程在外國歷史上也是屢見不鮮。值得注意的是，在五胡亂華、西晉滅亡的同時，西歐亦正出現蠻族入侵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歷史事件，而先進的拉丁文化便被日耳曼諸族所吸收，為爾後先進的英、法、德諸國文明奠下基礎。如果吾人細心體察當代世界之進化過程，或不難發現某些歷史現象在一定條件下重演之可能。昔年胡人大量內徙華北地區，蠻族之大量遷入羅馬帝國，在民族雜居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政治變化的危機。今日有的世界先進大國，白人、黑人長期雜居，後者之繁衍速度大大超過前者，其間是否也有潛在的政治變化，值得拭目以觀。譬如美國既有許多黑人警長、若干黑人市長，將來是否可能出現一個黑人總統？
http://china10k.com/trad/history/3/33/33z/33z18/33z1801.htm
對魏晉南北朝分裂割據應客觀評論
論史者往往極力謳歌那些大一統的太平盛世，有些人甚至不惜為之百般粉飾，而一提及春秋戰國、三國鼎立、兩晉南北朝，則紛紛搖頭嘆息不已，尤其對楚蠻、五胡等之入侵中原深惡痛絕。其實對歷史上的統一、分裂、入寇、征服等等，均宜取分析之態度，切忌先入為主地任意褒貶。即以兩晉南北朝時期為例，五胡之入侵固使中華產生變亂，但五胡統治者之主動推行漢化，向華夏先進文明靠攏，此種由「亂華」而「親華」的轉變不是值得歡迎嗎？！同時，漢人之被迫南遷固為血淚斑斑之歷程，然因此而開發南方，使中原文明播於蠻荒之地，豈非使中華文化之內涵益形擴大？！反觀那大一統的西晉王室之腐敗政治，那偏安江南的東晉和南朝小朝廷之驕奢淫逸、紙醉金迷，較之銳意改革、勇於創新的北魏孝文帝，又有多少值得肯定乃至歌頌的呢？！天下者，眾人之天下也，絕非一族一家所應據為己有者耶，是歌頌抑或否定端視統治之所作所為。職是之故，分治經濟未必不展，世亂文化未必不真，大一統容易統得過死而造成阻遏，割據政權因競爭亦能產生大建樹，讀史者於此不可不慎而思之。

Emiyagou 兄：
您從公元前3世紀講到公元2世紀，卻沒講到提問者要問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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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9年，即漢朝建立的前三年，匈奴在新單于冒頓的領導下強大起來，他是在殺死自己的父親以後取得統治權力的。冒頓是一個傑出的有能力而且有活力的領袖，在短短數年之內，他不但成功地在各個匈奴部落之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統一，而且幾乎向所有所有方面擴展他的帝國。同時在國內他建立了一套從左右賢王到什長的完整的的統治體係。

漢朝初年，北方匈奴處于鼎盛時期，不斷南侵，並佔有了今內蒙古河套依克昭盟一帶的土地，漢王朝無力反擊，劉邦採取“和親”政策，漢匈關係一度緩和。漢文帝時，匈奴14萬騎兵曾打到距長安不到200公裏的地方，震動朝野。經文、景二帝積極備戰，努力發展生產，繁衍馬匹，軍事實力大增。漢武帝繼位後，決心徵討匈奴。從公元前129至公元前119年，先後對匈奴發動了9次反擊。頭兩年反擊，多無功而返甚至遭敗潰退，只有衛青部進至龍城（今內蒙古東西烏珠穆沁旗境內），有所嶄獲。為了消滅匈奴主力，從公元前公元前121年起的9年時間，衛青與其外甥霍去病等人，連續發起了四次河南漠南之戰、兩次河西之戰、一次漠北之戰，均取得了重大勝利，將匈奴逐出漠南及河西地區，使其失去陰山和祁連山兩塊棲息之地，退居漠北荒原。 漠北之戰後，漢朝戰馬損失慘重，加之財政困難，無力迅速重整騎兵集團，但匈奴尚有一定實力，從公元前118年至公元前100年，漢朝主要採取防禦措施，移民實邊、修築長城、屯兵駐防、懇田開發。這一時期，漢、匈之間多有小的接觸，其中比較大的一次是在公元前103年前後，因漢離間匈奴各部落關係，遭單于怨恨發兵8萬騎，全殲漢將趙破奴軍2萬人。公元前100年，匈奴借故扣留漢使蘇武等人（歷史上的蘇武牧羊故事，就是指這段歷史），漢匈關係再度惡化。 武帝派李廣利三次徵討匈奴，不是先勝後敗就是無功而返，雙方都損失了數萬人。這時匈奴已控制了西域。公元前89年，匈奴狐鹿姑單于致書漢朝請求議和，漢武帝亦詔示天下休兵養民，從而結束了延續45年的討伐匈奴的戰爭。 公元前60年，匈奴發生了內亂，部將紛紛自立為單于。這樣，到公元前57年，就出現了呼韓邪、屠耆、呼揭、烏藉、車梨五單于爭立的局面。五單于經過激烈的混戰，最後，呼韓邪單于取得勝利。 公元前56年，呼韓邪單于平服其他四單于不久，其兄左單于呼屠吾斯又在東邊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並對他發動進攻，把他趕出單于庭。為了恢復自己和維持自己的統治，他決心歸附漢朝。公元前53年呼酣邪單于親自來到長安朝見漢宣帝，向漢朝稱臣，並請留居光祿塞（在今包頭市西南）下。漢朝先後向他調撥谷米糒3.4萬斛，並從軍事上給予支持。他在光祿塞下住了8年多的時間，兵力和部眾逐漸增多，到公元前43年重新返歸單于庭。 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入朝求和親，湖北女子王昭君自請嫁匈奴，被稱為寧胡閼氏。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漢成帝命她從胡俗，復為後單于的閼氏。 到了公元46年匈奴單于輿死，匈奴貴族為爭奪單于繼承權發生內訌。日逐王比因未得到單于位置，派人向漢朝請求內附，表示“願永為藩蔽”，得到漢朝同意後，遂于公元48年“自立為呼韓邪單于”。匈奴從此分裂為南北兩部。北匈奴單于為蒲奴單于，仍住蒙古高原，並控制著西域。南匈奴經常與東漢聯合，攻打北匈奴。 公元89年6月，竇憲、耿秉奉命領漢和南匈奴共四萬騎，分三路出擊北匈奴，與單于戰于稽落山（今蒙古西北部），大破之，降其眾20余萬人。單于遁逃，竇憲和耿秉遂登燕然山（今蒙古杭愛山），刻石記功而返。 經過東漢王朝的多次打擊，北匈奴的勢力日益衰落。公元90年、91年，又連續遭到東漢軍隊的進攻，北匈奴大敗，只得向西逃竄。單于殘部西逃至伊犁河流域的烏孫國，在此立足後，又出沒于天山南北進行掠奪。公元2世紀初，為了對付西域的北匈奴，東漢朝廷任命班勇為西域長史，屯兵柳中(今新疆吐魯番一帶)。班勇于公元124年、126年兩次擊敗北匈奴，西域的局勢開始穩定。在班勇離職後，北匈奴勢力又重新抬頭，漢將斐岑于137年率軍擊斃北匈奴呼衍王于巴裏坤(今新疆巴裏坤)。公元151年，漢將司馬達率漢軍出擊蒲類海(今新疆巴裏坤湖)，擊敗北匈奴新的呼衍王，呼衍王率北匈奴又向西撤退，拉開了第二次西逃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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