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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初，由於當時日本欠缺經營殖民地之經驗，因此關於治台方針，朝野意見不一。事實上，日本統治台灣之初就存在著殖民地統治策略的兩條路線之爭。第一條路線就是後藤新平所代表的特別統治主義。後藤新平認為從生物學的觀點，同化殖民地人民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因此主張效法英國殖民統治方式，將台灣等新附領土視為真正的殖民地，必須以獨立、特殊方式統治。後藤認為應當要先對台灣的舊有風俗進行調查，再針對問題提出因應政策。這個原則被稱為「生物學原則」，同時也確立了以漸進同化為主的統治方針。
相對於特別統治主義的殖民地路線，則是由原敬所代表的內地延長主義。受到法國殖民思想影響的原敬，相信人種文化與地域相近的台灣和朝鮮是有可能同化於日本的，因此主張將新附領土視為「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但仍為內地之一部」，直接適用本國法律。
台灣總督府參考西洋各國的殖民地統治經驗，並衡量台灣之實情後，認為若採「同化主義」將日本憲法強施於台灣，非但均將徒然釀成各地的紛擾，且恐難以獲致成效。況且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剛接收台灣的日本殖民政府，一直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引進西方制度統治台灣。前三任總督都採高壓方式治理台灣，招致台灣人民的反抗，各地的武裝抗日事件瀕傳，這時候的台灣人根本不服日本人統治，所以儘管日本是以同化作為台灣統治的最終標的，仍決定暫採「放任主義」政策，一面進行特別立法，一面尊重台人固有的風俗習慣。
1898年，兒玉源太郎出任第四任台灣總督後，以習醫出身的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從此採取軟硬兼施的特別統治主義治理台灣。在此一審慎、務實的政策下，總督府徹底壓制了武裝抗日運動，有效地籠絡利用台人社會精英，將之納入殖民基層行政和治安體制中，成為殖民施政的輔助工具；進行土地調查、整理大租權、改革田賦制度、創設台灣銀行、改革金融制度，從而完成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事」，基層行政機關除首長外，盡可能任用有才識資望的台人，以疏通上下之情，總督府才有效地統治台灣。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自由思想與民族自決思潮瀰漫全球各地，影響所及，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宰割的國家或殖民地，紛紛掀起民族復興或獨立運動，例如中國的五四運動、新土耳其的建國、朝鮮的三一運動、印度的獨立運動等均是。同一期間，日本國內亦掀起蓬勃的勞工運動及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運動。不少日本開明的學者及政治家頗為同情台人的遭遇，時常發表議論，批評總督府向來種種不當之施政，甚而鼓勵或支持台人之文化及民族運動。
受到上述諸因素的衝擊和威脅，迫使日本不得不改變台灣的統治方針，以強化其對殖民地之控制。1919年，在世界各殖民地民族運動狂飆下，朝鮮三一運動的震撼和衝擊，更迫使日本不得不改革殖民地的統治政策和體制。原敬內閣首先改革殖民地官制，取消以武官專任總督的規定，並解除總督的軍事權，開始為殖民地的「文官統治」鋪路。接著，提出「漸進的內地延長主義」，作為殖民統治的基調。故此時期可稱之為與始政時期施政方式完全南轅北轍的同化政策時期。
2014-03-24 22:36:43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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