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時的作戰計畫都誰在制定的

第一次國共內戰之前， 此時蔣介石已準備與中共及蘇俄分裂，從1926年到1938年，先後有一百多位德國顧問以私人身份來到中國為蔣介石政權服務。第三任顧問佛采爾抵達中國之初，正值蔣桂馮閻“中原大戰”開場之時，在他的參預下，成功地進行了蔣軍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步炮空聯合作戰，佛采爾及其德國步炮空軍事顧問在這場戰役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蔣介石的剿共戰事卻比軍閥內戰更為複雜艱難，從1930年底到1933年春，國民黨軍對蘇區紅軍發起的四次“圍剿”均以失敗告終。1933年9月，蔣介石對江西蘇區發起第五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圍剿”，佛采爾鑑於前四次剿共失敗的教訓，他制訂了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這種“囚籠政策”，改變了過去國民黨的長驅直入，急於要把紅軍一口吃掉的原則，這種戰法，用碉堡戰術，每隔幾里路就駐兵，修築碉堡，修築封鎖線，一步一步把中央紅軍向蘇區壓縮，最後把中央蘇區圈定在一個，很小的一個區域內，造成了最後紅軍只能突圍而戰役，導致紅軍被迫轉移長征。

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之初，國民黨具有全面優勢，但自內戰之初起，國民黨就在軍事戰略與戰術上犯下一系列錯誤，分析指出當時國民黨內部雖然主戰派佔據上風，但並未形成對戰爭指導的全盤戰略部署與戰術規劃，戰爭的進行，基本決定於蔣介石的個人決斷，蔣的作戰綱領認為先要佔領據點，掌握交通，由點來控制線，由線來控制面，使匪軍沒有立足的餘地”。蔣的這一套邏輯，在全面內戰初期的攻勢中，國民黨軍在進據交通線、擴大佔領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歷經實戰之後，卻顯出其不符合戰場實情及其一廂情願。

首先是中共並不拘泥于固守某地，在必要時連其政治中心延安亦可放棄；其次是當時各地間的現代交通線路尚未成網，同時國民黨軍的能力也還達不到以交通線封鎖中共部隊運動的程度，蔣的阻其“流竄”又成了空談。由於蔣介石固執于自己的一套邏輯，使國民黨軍斤斤計較于佔領點線，反而使佔領點線的軍隊成了蔣自己後來所稱的“呆兵”，使一線攻擊部隊越來越少，失去了軍事上的主動權。

其次共軍能有極大的優勢，很大一部分恐怕要歸功於潛伏在國民黨中的間諜，如板主所說之劉斐，經歷史學者考證劉斐他是導致張靈甫整編74師和淮海55萬國軍被圍殲的共諜之一。共產黨滲透的程度有多驚人?原國民黨國防部中將作戰廳長郭汝瑰，這位常在蔣介石身邊參與指揮作戰的高級將領，當年和國防部中將作戰處長劉斐互咬對方是共諜，結果劉斐真是屬於華東野戰軍敵工部，而郭汝槐直屬共軍總部，國軍作戰計劃共軍竟比國軍還先知道，試問國民黨焉能不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