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元末群雄起義反蒙古人政權的力量之一,他掃平群雄好像陳友諒、明玉珍、方國珍、張士誠等建立明朝得天下,不過陣腳未穩,仍然恐怕敵對勢力,主要在東南重整旗鼓,對政權產生威脅,故實施海禁,以防止這些敵對勢力可以從海外好像東南亞一帶獲得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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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
海禁是明政府禁阻私人出洋從事海外貿易的政策,亦稱「禁海」,始於明初,有明一代雖時張時弛,但直至明末,未曾撤銷。明太祖朱元璋出於政治上的需要,除允許部分國家或部族通過「朝貢」的方式進行貿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貿易一律禁止。永樂、成化年間對官吏私通番國的貿易比較寬容。正德、嘉靖年間官僚豪強多與商人勾結,逃避禁令,與葡萄牙人進行非法貿易,有的勾結倭寇,構成了有明一代的「倭寇之患」。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建議罷市舶,厲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議,斷絕海上交通。明朝實行的嚴厲海禁政策,特別是正德、嘉靖年間禁止所有的對外貿易,實際是閉關主義的表現形式。它阻礙了中國與鄰近國家的商品交流和國內工商業的發展。隆慶初,曾一度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以徵收商稅,財政收入有所增加。後來清代也繼續執行禁海閉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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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禁海令
明朝初期,為防止逃亡海上的反對勢力捲土重來,以及因倭寇患境,造成海疆不靖,明太祖朱元璋對海外貿易實施了嚴格的限製,而與鄰近國家建立了朝貢貿易關係。海禁政策對泉州港的影響巨大, 1370年(洪武三年),朝廷重新在泉州港設置市舶司機構,但被限定只通琉球。100年後,市舶司機構移置福州,泉州作為琉球入貢口岸的歷史也宣告結束,標誌著泉州港從一個國際大港淪為一般的地方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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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現今東南亞地區,雖然採取懷柔政策,但對沿海卻採取防範措施,嚴厲禁止邊民私自出海與外國貿易。在海禁政策下,明代海外貿易主要建立在「朝貢貿易制度」上。亦即是說,唯一被容許的外貿形式,是伴隨著按固定貢朝來華的使團的朝貢貿易。
但葡萄牙人並非明朝的朝貢國,明朝視之為荒服遠人,難以被恩准加入正規的外貿制度,即史家所稱的「朝貢貿易」體系,其次葡人的興趣只是做貿易,而不是像明朝的一些藩國那樣進貢表示臣服。何以葡人竟然能夠入住澳門,拓展繁盛的轉口貿易呢?
其實明代官員在十六世紀末已經逐步確定了涉外方向。他們一方面肯定海上對外貿易是有利可圖的,可以允許;一方面又認定有效的海岸防衛,防止西方人與內地不良分子勾結是必要的。所以明朝的廣東官員自1550年代開始,在朝貢貿易制度之外,與葡萄牙人進行等價貿易。而澳門則被選中為貿易的地點,因為澳門三面臨海,又與大陸的香山縣地區相連,既方便外國船隻靠岸,又容易通往廣州,再者,亦方便設立有效的防禦措施,防止外國人突入內地。
葡萄牙人如何入住澳門的細節,目前仍缺乏資料說明,但根據中國方面的記載,在1553年,葡萄牙人以海難為藉口,要求廣東當局允許他們在澳門上岸,晾乾被海水浸透的商品,得到海道副使汪柏的批准,這應該是葡人首次在澳門停留的因由。而葡文資料則認為葡人是在1555至1557年開始登岸入住澳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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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倭患及平倭戰爭
從元末起,倭寇就不時騷擾中國沿海。而到明代中期,尤其是嘉靖年間,倭患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一些諸侯的貢使為了爭奪對華貿易,竟在寧波互相仇殺,並乘機大事焚掠,因而明廷便禁止對日通商。於是日本海盜商人和中國沿海的奸商王直、徐海、陳東等進一步勾結起來。自嘉靖二年罷市舶至四十三年(1614年)倭患平,這四十年間是倭寇擾華最劇烈的時代。倭寇所掠的地方,北自遼海,南至閩、粵,尤以江、浙、閩受害最大。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先後侵犯浙江的溫州、台州、寧波、紹興及江蘇的上海、蘇州、南通等地,「所過殘掠不可言」,「濱海數千里,同時告驚」。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更向內地深入,越過南京而侵犯安徽,造成嚴重的破壞。
倭寇連年的侵擾,使沿海居民飽受蹂躪,所以民眾紛紛起而保衛鄉里。同時,朝廷也調遣胡宗憲、俞大猷、戚繼光等名將,進行剿倭的戰爭。嘉靖三十二年和三十四年,俞大猷先後在浙江的普陀山和王江涇重創倭寇,連獲大捷。戚繼光則於浙東招募農民、礦工編成「戚家軍」,經大小數十役,剿倭屢屢奏捷,立功至偉。在俞、戚二將的通力合作下,倭寇之亂到嘉靖四十三年終於全部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