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佛教始末

及至大清啟運，崇重尤隆。林泉隱逸，多蒙禮敬；如：玉林、憨璞、木陳等。 「大清」，清朝。滿洲族愛新覺羅氏興起後，至太宗（皇太極）即位，始定國號曰「清」。傳至世祖（福臨，即順治），入關，代明而有中國。又十傳而至溥儀（宣統），以革命軍興，遜位，清乃亡。自世祖至溥儀，凡九世十帝，共二百六十八年；起西紀一六四四，訖一九一一。 印祖謂：清初諸帝，對於佛教，尤為崇重：就是隱逸於林泉的高僧，多有蒙受帝主禮敬者，如：玉林、憨璞、木陳等。 玉林：諱通琇，號玉林（或作琳）。常州（江蘇省）江陰楊氏子。天隱修法嗣。修圓寂後，繼其法席。順治十五年（西紀一六五八），受詔入內。十七年，賜號「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康熙十四年（西紀一六七五）八月十日示寂，壽六十二。嗣法弟子二十餘人。著語錄十二卷。世宗雍正帝御選語錄中，錄其語要。 玉林法嗣茆溪行森，侍玉林受順治帝詔，帝請玉林於萬善殿昇座說法；後迎入西苑，時時問法：遇合之隆，一時無比！之後，玉林還山，帝留行森，問答稱旨，賜號「明道正覺禪師」。著有語錄。雍正亦錄其要於御選語錄中。其序云：「朕覽玉林父子之書，闡揚宗乘之妙旨，實能利人、濟世，如杲日在空，迷雲頓淨；如清鐘響夜，幻夢旋消」云云。 憨璞：諱性聰，憨璞、其字。延平順昌連氏子。十八出家，廿五參方，遍參永覺、天童諸老宿，後依百疾元禪師，即承記別。順治十六年己亥，應詔萬善殿，賜號「明覺」。康熙五年丙午（西紀一六六六）臘月十三日，書偈畢，擲筆而逝。壽五十七。（正源略集一０） 法系：密雲圓悟——費隱通容——百痴行元—憨璞性聰。 木陳：諱道忞，字木陳，號夢隱。潮陽林氏子。薙染於匡廬，具戒於憨山。順治十六年己亥，應詔萬善殿，賜號「弘覺禪師」。康熙十三年甲寅（西紀一六七四）六月示寂，壽七十九。著語錄二十卷，北遊集（住大內萬善殿語錄）六卷，布水台集（即文集）三十二卷，禪燈世譜九卷。 法系：密雲悟——木陳忞。 世祖遂仰遵佛制，大開方便，罷除試僧，令其隨意出家。因傳皇戒，製護戒牒，從茲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實基于此！ 古時要出家，並不容易，必須經過考試及格，才得為僧。如佛祖統紀五一載：唐中宗景龍初，詔天下試童行經義無滯者，度之使為僧。試經度僧，自此始。 所謂「度牒」，是許出家之公驗。又名「祠部牒」，以從尚書省之祠部司出之故。隆興編年通論一六：「天賀五年（西紀七四六）五月，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今謂之祠部者，自是而始。」 至清世祖順治帝，乃罷除試僧，令民眾得隨意出家。既免除度牒，出家人，只要有戒牒，就可以到處雲遊，所謂「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饌」。既自由出家，不必考試，久之，難免「良莠不齊」，「龍蛇混雜」。印祖認為清季以來，佛教衰落，實由於此。 在當時，高人林立，似乎有益。 順治、康熙、雍正、至乾隆間，高僧輩出，佛法興隆，看起來，順治免除度牒，似有益於佛教。
而世宗以大權乘願，建中立極，其發揮佛祖慧命之言論，精深宏博；入藏流通者、不必言；外有「御製揀魔辨異錄」八卷四冊，係吾友子任民，乞食京師，于書肆中得之，送于楊仁山，令寄東洋，附于新印大藏之內；想其書已出，好古探奇之士，試一讀之，不但于性命有益，而學識文章，當頓高十倍矣！嗚呼！盛哉！世宗實為法流震旦，皇帝中之絕無而僅有者。其君如此，則宰官、僧侶，概可知矣。 世宗，即雍正帝。其著作，所謂「已入藏流通」者：諒即指「御選語錄」，四十卷，龍藏自林字函至即字函。卍續藏第一一九冊，作十九卷。 所謂「東洋新印大藏」，諒即指大正藏；但大正藏並無此書。「揀魔辨異錄」，在卍續藏第一一四冊。揚州藏經院木刻本，前有印祖撰重刻序，此序見印祖文鈔卷三」：「揀魔辨異錄重刻序」及「揀魔辨異錄石印序」。欲知此錄內容，讀此二序可知。此從略。又、雍正七年，嘗頒行「大義覺迷錄」。蕭一山著「清史」云：「至於頒行大義覺迷錄、揀魔辨異錄，以帝王之尊，和秀才和尚作學術上的辨論，其精神、值得欽佩。」
雍正帝，於禪門，頗有造詐；自謂少年時，喜閱內典，惟慕有為佛事，於諸公案，總以解路推求，心輕禪宗，謂如來正教，不應如是。自親近西藏喇嘛章嘉呼圖克圖，得其啟示，乃知向上一事；尋因隨喜結七，同坐兩日，得洞達本來，方知「惟此一事實」之理；復著力參究，經行次，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復堂中靜坐，無為中，忽蹋末後一關，得大自在，受章嘉印可。此時，帝所接近者，尚有迦陵性音。此皆未登位前之事。 帝自號「圓明居士」，嘗輯古德語錄中之提持向上、直指宗乘者，名「御選語錄」；而以自己與人問答言句，收錄於第十二卷 （卍續卷次）中。帝即位後，嘗於內廷，提示宗乘，王大臣得其印可者，凡八人，因取所著述，擇其合作，編為一集，名「當今法會」，附於御選語錄之十九卷。

字數超限轉入意見

2014-01-07 18:29:25 補充：
帝既喜研宗乘，又極提倡淨土；蓋鑒於禪門空涸之弊，而欲矯正之，示學人以腳踏實地之修行也。其於淨土祖師，特提蓮池大師，以為模範；御選語錄中，採其要語，別為一卷（卷十三），帝自序云：「雲棲法彙一書，皆正知正見之說：朕欲表是淨土一門，使學人宴坐水月道場，不致歧而視之，誤謗般若；故擇其言之融會貫通者，刊為外集，以示後世。」—御選語錄分正集、外集、前集、後集四類。

帝主張佛、道、儒三教並行；於佛教中，調和教、禪、淨；於宗門中，說五家宗旨之一味——語錄後序中，性音勸帝研辨五家宗旨，帝謂：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過權侈更換面目接人耳。

2014-01-07 18:29:45 補充：
至於世間法，蕭著清史云：「只有雍正帝懂得中國文化精義和孔子的中庸之道，所以他的政治是超乎尋常的。」又云：「他對於清朝的政治，關係甚大，如果沒有他，康熙六十年培養的政績，表現不出來；乾隆六十年的成權，發揮不出來。」可惜他在位不久，僅有十三年。壽五十八歲（據「清史稿」九、世宗本紀）

2014-01-07 18:30:12 補充：
迨至高廟以後，哲人日希，愚夫日多。加以頻經兵燹，則鄙敗無賴之徒，多皆混入法門；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

「高廟」，指清高宗乾隆帝。自乾隆以後，至清末，一百餘年間，佛教日漸衰落，僧團龍蛇混雜，且有德真修之出家人少，而「混飯」者多。「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

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這兩句話，我當永記在心，不可暫忘。

從茲日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致今，僧雖不少，識字者，十不得一，安望其宏揚大教，普利群生耶？

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所以不能宏教利生耳。

由是，高尚之士，除夙有大根者，但見其僧，而不知其道，厭而惡之，不入其中矣！

2014-01-07 18:30:34 補充：
上來已把清代以來佛教衰落的原因道出。請再參閱後文「復泰順謝融脫居士書二」，更能了了。

夫流通佛法，非一朝一夕之故。須深謀遠慮，隨機設法。佛制固不可不遵；而因時制宜之道，亦不可不亟亟研求，以預防乎世變時遷，庶不致顛覆而不能致力，有如今日之佛法也。倘諸君不乘時利見，吾恐此時震旦國中，已無佛法聲跡矣。嗚呼了險哉！

宏揚佛法，使佛法在時空中永遠流傳下去，必須在不違佛制的原則下，通權達變，因時制宜，才能成就。

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239349-2.htm
　　清代佛教是從清順治元年（1644）至宣統三年（1911）共二百六十八年間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對于佛教的政策幾乎完全是繼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設立僧錄司，所有僧官都經禮部考選，吏部委任。各州府縣僧官，則由各省布政司遴選，報送禮部受職。所有僧官的職別名稱，都和明代無異（康熙《大清會典》卷七十一）。
　　清初對于寺廟僧尼悉有限制。順治二年（1645）禁止京城內外擅造寺廟佛像，造寺須經過禮部允許。已有寺廟佛像亦不許私自拆毀。也不許私度僧尼。對于僧道，一律官給度牒。康熙四年（1665）以來，對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規定。但自乾隆四年（1739）以后，隨著人口的增加，私度僧尼人數也有增加，一時難于查補給牒，因之從乾隆十九年（1754）起，通令取消官給度牒制度。此項政令一直延續到清末。
　　清初寺廟僧尼數字，據康熙六年（1667）禮部統計：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處，小寺六千四百零九處；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處，小寺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眾十一萬零二百九十二人，尼眾八千六百十五人。寺廟共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尼合計十一萬八千九百零七人（《大清會典》卷十五、“禮部方伎”）。但自乾隆元年（1736 ）至四年（1739）止，共頒發過各省度牒部照三十四萬零一百一十二紙，並令師徒相傳，不必再發。其后私度的人漸多，乾隆十九年（1754）便通令廢止給牒。至清末時，全國僧尼約有八十萬人（太虛《整理僧伽制度論》）。
　　清朝統治者最初接觸到的佛教，是中國西藏地區所傳的喇嘛教。當十七世紀初起，已有喇嘛到關外傳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禮遇。太宗時（1627—1643），盛京（今沈陽）方面已開始和當時西藏的達賴喇嘛第五世（1617—1682 ）建立關系。世祖順治九年（1652）達賴第五世應請入京，受清朝冊封。世祖又好參禪，先召京師海會寺憨璞性聰（1610—1666）說法。［略］。清朝對于西藏地區的政教事務非常重視，于雍正六年（1728）設駐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務。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章程二十九條（即《欽定章程》），確定了西藏地區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區寺廟和喇嘛都受清朝理蕃院管理。 　　清代的譯經，主要是國內各族文字的互譯。雍正初年北京黃寺土觀呼圖克圖第一世奉命將藏文藏經甘珠爾部分譯為蒙文。又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譯成蒙文丹珠爾全部。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 —1790 ）又譯藏文大藏為滿文。乾隆七年（1742）工布查布在北京依藏文佛典譯成漢文的有：《造像量度經》、《造像量度經解》、附撰《造像量度經引》及《續補》各一卷；《彌勒菩薩發願王偈》、《藥師七佛供養儀軌如意王經》各一卷；稍后阿旺札什繼譯《修藥師儀軌布壇法》、《白救度佛母贊》各一卷；嘎卜楚薩木丹達爾吉譯《極樂願文》一卷、薩穆丹達爾吉譯《釋迦佛贊》一卷。 　　清代的刻經事業，在順治、康熙（1644 —1722）年間，民間各地所刻的僧傳、語錄等都集中于嘉興楞嚴寺，當時發行的有《續藏經》九十函，二百三十七部，《又續藏經》四十三函，一百八十九部（見1920年北京刻《嘉興藏》目錄），都是清初所刻而附于明版《嘉興藏》的典籍。此外，如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華嚴經》、《華嚴疏論纂要》、《憨山夢游集》等（《福州鼓山庋藏經目錄》）。清代官版藏經之刊行，始于世宗時代。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特開藏經館，延請博通教義的僧人于北京賢良寺校閱編稿。正式開刊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至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完成，前后歷時四年，稱為《龍藏》。內容系據明刻《北藏》本而增入經論義疏及禪宗語錄等，凡七百二十四函，一千六百七十部，七千二百四十卷；嗣于乾隆中，撤去其中五種七十三卷。總理藏經事務者為和碩莊親王允祿，參加監造、校閱人員共七十余人（《大清三藏聖教目錄》）。版本形式為梵夾本，國內名山大剎多請置，並建藏經樓貯藏。全部經版，現保存于北京柏林寺。康熙二十二年（1683）命刊藏文藏經甘珠爾（乾隆初略有修補）。雍正二年（1724）又刊丹珠爾，即今之北京版《西藏大藏經》。乾隆中又刊《蒙文大藏經》。后又續成《滿文藏經》。全藏共一百零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經版于1900年毀于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之手。
　　清代從道光以后，國勢衰落，佛教也不振。佛徒多致力于經典的校刻與流通，有助于佛教的傳播。［略］

　　清代佛教宗派，繼承著明末的遺緒，仍以禪宗為最盛，凈土次之，天台、華嚴，律宗、法相等又次之。 　　
［後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