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孤重臣的另一面——伊尹與霍光

伊尹與霍光之所以並論，主要是因為他們均是托孤重臣，均將荒唐無度的帝廢立。首先先談伊尹，《史記．殷本紀》記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依據上述記載，因伊尹改造了太甲，之後又還位於太甲，赤誠為國，所以，後人將他奉為人臣的楷模，稱道不衰。

只不過1000多年後的西晉出土一本古籍《竹書紀年》，記載自夏商周至戰國時期的歷史。由於《竹書紀年》當時被埋藏於魏安釐王（一說應為魏襄王）的墓裡，故能避過秦末的焚書坑儒。《竹書紀年》給人的震撼在於其紀錄的史料與《史記》所描述的一些內容完全不同，如其中對伊尹則是這樣的記載：“仲壬崩，伊尹放大甲於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上面記載伊尹作了七年國家負責人，太甲在桐宮被關了七年多的禁閉，後來從桐宮逃回王都，殺了伊尹，恢復了王位，還寬宏大量地對待伊尹的兩個兒子，讓他們分了伊尹的田宅。如果這段記錄是真實的，那伊尹他作了七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許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國君，這算不算篡位呢？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那到底是《竹書紀年》又或是司馬遷的《史記》記載有誤呢？這並不是我要敘述的重點，個人僅就兩種記述做個剖析以供參考：一種是《竹書紀年》有誤，那就沒有甚麼探討的必要性了。另一種結果就是司馬遷有誤，也就是說伊尹之死是被殺，他也不是將王接回來的，那麼問題就出現了：

1.如果說太甲並非昏君，那伊尹逐太甲自立就是篡位行為，之後太甲殺伊尹是名正言順的討逆。而伊尹，則是被誤傳了千百年的逆臣，這個看法將是顛覆性的。

2.太甲如果真的昏庸呢？伊尹放逐他就是“忠心護國”的行為，但是他回來殺伊尹也不奇怪。這是為什麼呢？問題就出在輔臣和君主的關係上了。太甲殺掉對自己的潛在威脅，並非不可理解。而之所以有這麼兩種可能，主要是因為竹書紀年記載的太過簡略的緣故，至於上述說法哪種更合理則是見仁見智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霍光做為托孤重臣，在昭帝死後先擁立昌邑王劉賀即位。很快劉賀因為荒淫無度被廢，霍光又立武帝之孫劉詢，這就是西漢歷史上著名的中興之主漢宣帝。霍光在許多史家眼裡，是個難得的賢明無私的忠臣。霍光輔佐漢宣帝6年，加上跟漢昭帝的13年，近20年的帝師生涯，他盡心盡力，大部分時間國家都處於安定興盛的狀態。

但諷刺的是，霍光死後第二年，卻如同張居正一樣被滅其全族，這固然與他的老婆與子姪的惡行有關，霍光的老婆霍顯驕奢淫逸，舉止張狂，費盡心思將同自己品性如出一轍的女兒霍成君嫁入宮中，並買通御醫，在宣帝即位第三年毒死了有孕在身的許皇后，這是后來引發滅族事件的原因之一。妻子如此囂張，下面的子侄、家奴便可想而知了。

但霍光之禍，其實早在宣帝初立時已經種下：霍光之於劉詢，劉詢對其既敬重又畏懼，“芒刺在背”的成語出處是《漢書·霍光傳》，意思是當劉詢即位時見到霍光，不由自主地覺得非常畏懼，惶恐不安，就像有芒刺在背上那樣難受。因為他非常清楚，霍光的權勢很大，自己的生死存廢完全決定於他，這也為霍光死后霍氏一族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司馬光對霍光的悲劇分析得十分清楚：霍光忠心耿耿輔助漢室，然而他最終不能全其宗族，為什麼呢？因為威福之權是人君的專利，人臣掌握，久而不歸，沒有好下場的；漢宣帝十九歲即位，知民疾苦，霍光大權久專，不知避去，多置私黨，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他自己能得善終就不錯了。

權臣秉政，有好下場的還真的不太多：秦朝李斯、趙高，西漢霍光，明朝張居正，清朝攝政王多爾袞等。所謂的托孤重臣在新皇帝的立場上卻是非死不可。因為跟這些資歷聲望都抵達頂峰的大臣相比，新皇帝既沒有權威，又缺乏經驗和能力，只要大臣有非分之想，新皇帝就危在旦夕。雖然登上了帝位，但誰能保證自己不會被另立新君呢？

即便是最為人稱道的兩個顧命大臣周公旦與諸葛亮受託孤之重，鞠躬盡瘁，但因為大權獨攬，仍不免被後主時時猜忌。所以，一旦新皇帝掌權，托孤重臣就是他們最早要除掉的威脅。只要給他們扣上一個圖謀不軌的帽子，就能夠名正言順地為國除奸。顧命大臣工作表面風光顯赫，但從來兇多吉少。顯赫而榮耀的顧命大臣，因此成為歷史上最危險的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