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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實行的海禁閉關鎖國的政策與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關的。自秦漢至宋元,封建統治者對臨海地區的海洋實踐普遍持認可的開放態度,然而,明代開國卻一改前朝慣例,實行嚴厲的禁海政策,使自漢唐而至宋元逐漸打開局面的海洋事業,大大地退縮下去。
所謂“海禁”,是對沿海或海外的對外貿易的禁止。這項政策前代未有,由明代首創,而清代襲之。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嚴厲海禁政策,正式頒布於洪武四年。此前,剛剛立國的明朝還繼承了元朝的政策,維持著與海外諸國的貿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後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並且嚴禁一切私人海外貿易。其原因,就在於朱元璋認為貿易、尤其是海外貿易,導致沿海民眾經常出洋,長期脫離了政府的管轄和控制,是破壞大明國安定團結的不穩定因素。
明清兩代面臨的世界,跟宋元以前很不相同了。鄰近的日本,已處在騷動之中。明朝建立時,倭寇在中國沿海肆虐,此後,又發生了所謂胡惟庸謀反案,寧波衛指揮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再者,明初百廢待興,國家缺少糧食,為了保證糧食供應、軍需,朱元璋舉全國之力興辦農業,對於非農業自然要予以限制。否則農業不興將影響政權的穩定。
朱元璋的宏偉理想,是將全國變成一個大村莊,以農立國,在他看來,中國物產豐富,一切應有盡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遠優越於“蠻夷”———在當時,這倒確為事實———絕不有求於外;一切貿易中國皆無利可圖,徒利他國;而且除無利可圖之外,還不免承受種種騷擾和麻煩。因此他不僅頒布海禁,實際上也實行「陸禁」。根據《大明律》,任何人要離開自己的戶口所在地,都必須先向政府申請通行證(「路引」)。路引上標明外出者的年齡、籍貫、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門和歸來時間。而離鄉不回的「逸夫」,其刑罰就是死刑。真正影響更大的,是大規模遷徙沿海島民入內地,並強迫海民轉業務農。包括馬祖列島、廈門、金門、澎湖群島等,遷徙人數高達二十萬人,徹底毀滅中國東南沿岸靠海為生的經濟社會體制。
因為,明代的財政經濟政策還是具有連貫性的,它由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一手設計,可稱為“洪武型”財政經濟政策。其特點是徹底放棄商業化的努力,使財政經濟退回到以廣大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局面。就這個角度看,可以說是宋朝經濟政策的一種“大躍退”。
到了朱棣時代雖有鄭和下西洋。但其動機來自懷疑建文帝隱藏在西洋,進行搜尋追捕;二是為了宣揚大明國威進行的政治遊行,鞏固明成祖自己的統治地位。明成祖以武力奪取帝位,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做法來證明自己統治的合理性。加強與海外各國的來往,有助於塑造自己的真命天子形象,有助統治的鞏固與穩定。永樂間除貢舶貿易外,對所有海外商貿均加禁止,民間的自由貿易更是絕對不許。朱棣甚至剛上臺就在即位詔書中強調,洪武間的“海禁”政策將繼續奉行,沒有任何改變。
故明朝統治者打擊工商業,商賈之家不許穿綢紗;百姓不許航海,對外貿易以進貢名目由禮部掌管。這樣一來,就確立了以全國小自耕農為主要支柱的經濟基礎,保證了帝國農業自然經濟的本位。 這意味著政府不再發展商業,不再追求用提高社會生產和流通效率來增加社會財富,而是完全回到小農經濟時代。這樣做的結果,政治上確實簡化了,有利於中央集權和政治控制,但文明也幾乎處於停滯狀態,有的只是王朝的循環。
自此,全國變成無數個村莊之集合,全國經濟成為一個龐大的扁平體,除了千萬個小農家庭,就是統治者。民眾直接面對國家,沒有獨立性的中間團體的阻隔,沒有中層的商業代理機構及各種審計、會計機構的監督,也沒有適當的司法程序來維護,政府機構又由一班文學之士來主持,對地方的人戶、田土、物價等實際情況很難做到切實了解。 在政府在摒棄商業化管理手段、將社會組織機構盡量簡化的情況下,面對越來越繁複的社會事務,找不出恰當的技術手段來處理,只能對道德紀律、意識形態進行空前強化。於是,政治強化伴隨著經濟弱化,社會必然畸形發展。社會問題越來越多,社會矛盾越來越大,顯然是對政權鞏固不利,對社會穩定不利。
即便是到了晚明時期,中國的商業經濟又有較顯著的發展,被許多人稱為“資本主義萌芽”,晚明在商業化方面仍遠不及宋代。有研究成果表明,明代整個“鑄錢當不出千萬貫”,僅相當於北宋兩年的鑄錢量,豈不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