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管晏烈傳

司馬遷為何將管晏合傳，首先兩人的身份和事蹟有相似之處。管仲和晏嬰都曾長期擔任齊國國相一職，在他們任國相期間，齊國國勢強盛，兩人的內政外交均有可取之處。其次兩人的個性品質相反相成，正好相互輝映。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一奢一儉，一霸一治，作合傳更顯張力。知人薦賢是這篇《管晏列傳》合傳的主要思想。這樣的兩個人放在一起寫不僅自然，而且有助於作者強調用賢使能的必要性。抒發司馬遷自己對政治清明的嚮往，從而使文章有極大的感染力。

這兩人分別有何作為？
管仲掌理政事，善於轉禍為福，轉敗為功。十分注意事情的輕重緩急，謹慎地權衡利害得失。桓公實際上由於怨恨少姬，南下襲擊蔡國，但管仲卻藉這個機會，責備楚國不向周天子進貢包茅。桓公實際上是北征山戎，管仲卻這個機會，命令燕國恢復召公的政令。齊桓公在柯地與魯國會盟，後來又想違背同曹沫的盟約，但管仲借助這個盟約使桓公建立了信義，因此諸侯都來歸附齊國。所以說“懂得給予就是索取的道理，這是治理政事的法寶”。　　
最後總論管仲在齊國人們的功績地位。管仲的富裕可以同王室相比擬，他建有華麗的三歸高台，家裡正堂兩旁設有放置空酒杯的“坫”，但齊國人並不認為他奢侈。管仲死後，齊國遵循他的政策治國，常常比其他國家強盛。過了一百多年，齊國又出了一位晏子。

與管仲不同，晏嬰侍候了靈公、莊公、景公這三個不大高明的主。“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是晏嬰能“三世顯名於諸侯”的原因。與孔子所提倡的“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捲而懷之”相比，晏嬰的做法無疑要更積極些。他能堅持原則，又善於見機行事。可謂“知君”賢臣。能延越石父為上客，能舉車夫為大夫，這樣我們看到晏嬰的眼光的胸懷。發現人才靠眼光，舉薦人才需胸懷。

管仲是如何治理國家的內政？
管仲擔任齊國宰相、執政之後，憑藉小小的齊國濱臨大海的地理條件，流通貨物，積累財富，使國家富裕，兵力強大。他同百姓有共同的愛好和憎惡。“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仲制定政策能順應民心，從百姓的需要出發。使居上位的人服飾使用有節度，使父母、妻子、兄弟之間關係親密無間。禮、義、廉，恥的倫理不加以宣揚伸張，國家就會滅亡。國家頒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泉一樣暢通無阻，能順乎民心。因為政令符合下情，容易被百姓所接受執行。百姓想要的，便順著民心給他們；百姓反對的，便順著民心廢掉它。

《鄭伯克段於鄢》出自《春秋左氏傳》，作者爲春秋時期魯國人左丘明。鄭伯克段於鄢可稱得上是《春秋》中首年（即魯隱公元年）記錄的列國中的第一大事。魯隱公元年即魯國隱公的第一年。其中唯一一件戰爭的事情就是這個鄭伯克段於鄢。鄭伯就是鄭莊公，而這個段就是他的弟弟共叔段。莊公姑息養奸，縱容其弟，其弟驕縱欲奪王位，後莊公使機打敗共叔段。莊公怨其母，並將母親遷於穎地。後來自己也後悔了，又有穎考叔規勸，母子重歸於好。

鄭莊公老謀深算，陰險狡猾。主要表現在對自己的同胞兄弟“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其成”（宋人呂祖謙語，見《東萊博議》），充分暴露共叔段的“不義” 。所以當姜氏“請京”，太叔“收貳”時，他都盡量滿足，並駁回大臣們的建議。但當共叔段“將襲鄭”時，他先發制人，一舉把他趕到了“共”，絕除後患。莊公的陰險，還表現在對待母親明顯違反原則的請求（如“請京”），也不勸阻；對待弟弟的越軌行為（如“收貳”等），從不進行教育。他是有意養成共叔段的惡性。莊公處事上固然有其冷靜果斷之處，心中卻也有難以向人言說的痛，面對唯一使其挫敗、受傷的家庭母子、兄弟關係，﹁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是其發出的最大怒吼，但子女愛母，天性使然，故終而在潁考叔的巧妙安排下，以不違誓言、不損君主威信的方式，與母隧中相見，修補母子關係，尋回失落已久的母愛。

共叔段恃寵恣肆，貪婪愚蠢。他在母親溺愛下，恣意妄為。在得到京城後，肆意擴大勢力範圍，並發展到舉兵起事，想奪取整個鄭國。他的愚蠢表現在他只知“貪”而無一點“謀”。他絲毫不了解莊公已為他不下了天羅地網，讓他“自及”，結果只落得“出奔共”的下場。

姜氏這位貴婦人毫無原則觀念，任性偏心。生莊公難產，就視若仇人，並且置立嫡立長的宗法制度原則於不顧，想廢長立幼；沒有達到目的，又為共叔段“請制”“請京”，甚至做共叔段的內應，企圖滅掉莊公，與莊公毫無母子之情，母子三人各有偏執，最後同生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