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春秋》

甚麼是『斷爛朝報』？
斷爛：形容陳腐雜亂；朝報：古代傳抄皇帝詔令和官員奏章之類的檔。指陳舊、殘缺，沒有參考價值的歷史記載。
出處《宋史•王安石傳》：“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王安石 以《春秋》多殘缺，而解經者每遇疑難之處，即指為闕文，故雲。斷爛，殘缺不全。朝報，政府的公告。《宋史•王安石傳》：“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明沉德符《野獲編補遺•列朝•今上史學》：“宋朝大儒如王荊公，以《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六經。”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三章二：“《春秋》的文句雖是簡短，前人竟有譏之為‘斷爛朝報’者，但在文字的技術及史事的編排上，比起《尚書》來，都有明顯的進步。” 《春秋》真的是“斷爛朝報”？ 　大凡大家看不起《春秋》的原因，都是後人以歷史待他的原故，於是乎有“斷爛朝報”之說，這話非常地妙。但知《春秋》不是以記事為本分，則它之為斷爛朝報不是它的致命傷。這句絕妙好詞，被梁任公改為“流水帳簿”，便極其俗氣而又錯了。一、《春秋》像朝報而不像帳簿；二、流水帳簿只是未加整理之賬，並非斷爛之賬。斷爛之帳簿乃是上海新聞大家張東蓀先生所辦《時事新報》的時評，或有或無，全憑高興，沒有人敢以這樣的方法寫流水帳的。“史”之成一觀念，是很後來的。章實齋說六經皆史，實在是把後來的名詞，後來的觀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齊之，等於說“六經皆理學”一樣的不通。且中國人于史的觀念從來未十分客觀過。司馬氏班氏都是自比於孔子而作經。即司馬君實也是重在“資治”上。鄭夾漈也是要去貫天人的。嚴格說來，恐怕客觀的歷史家要從顧頡剛算起罷。其所以有魯之記載，容或用為當時貴族社會中一種倫理的設用，本來已有點筆削，而孔子或孔子後世借原文自寄其筆削褒貶，也是自然。我們終不能說《春秋》是絕對客觀。或者因為當時書寫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為忌諱，所以成了《春秋》這麼一種怪文體，而不得不成一目錄，但提醒其下之微言大義而已。這類事正很近人情。魯史紀年必不始於隱公，亦必不終於哀公，而《春秋》卻始於東遷的平王，被弑的隱公，終於獲麟或孔丘卒，其式自成一個終始。故如以朝報言，則誠哉其斷爛了，如以一個倫理原則之施作言，乃有頭有尾的。
《孟子》的敘《詩》和《春秋》雖然是“不科學的”，但這話雖錯而甚有注意的價值。從來有許多錯話是值得注意的。把詩和倫理混為一談，孔子時已成習慣了。孔子到孟子百多年，照這方面“進化”，不免到了“《詩》亡《春秋》作”之說。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頭一句頗可注意。以狹義論，《春秋》中齊桓晉文事甚少。以廣義論，齊桓晉文之事為霸者之爭伐會盟，未嘗不可說《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孔子或孔子後人做了一部書，以齊桓晉文之事為題目，其道理可想。又“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翻作現在的話，就是說，雖然以歷史為材料，而我用來但為倫理法則之施用場。
《春 秋》大不類孟子的工具。如孟子那些“於傳有之”的秘書，湯之囿，文王之囿，舜之老弟，禹之小兒，都隨時為他使喚。只有這《春秋》，大有些不得不談，談卻於他無益的樣子。如謂《春秋》絕殺君，孟子卻油油然發他那“誅一夫”、“如寇仇”、“則易位”的議論。如謂“《春秋》道名分”，則《孟子》日日談王齊。《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孟子》則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這些不合拍都顯出這些話裡自己的作用甚少，所以更有資助參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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