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論 韓非子 兩者比較

韓非子是中國古代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佚”，要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於民，韓非子認为君臣之間是毫無情義可言，“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君臣之間的利益相反，臣下對君主不可能絕對的效忠，有利益則服從，沒有利益就會棄君主而去。所以，君主應當運用法律、陰謀權術、權勢來维護自己的統治，要嚴刑峻法，加強對人民的控制才能保證君主利益不受侵犯。

馬基雅維利的《君王論》認為君主應當具有獅子與狐貍的雙重性格。狐貍能識別陷阱，而獅子能抵禦豺狼的攻擊。”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不應受任何道德準則的束縛，只需考慮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慮手段是否有害，既可外示仁慈、內懷奸詐，亦可效法狐貍與獅子，詭詐殘忍均可兼施。君主在管理上應該倣傚獅子和狐貍，像獅子那樣殘忍，像狐貍那樣狡詐。這是馬基維利給君王的一大忠告。他沒有理論，只談實務。

《君王論》vs﹒《韓非子》有許多要點不謀而合，如下列所提的一些論點：
（1）權勢的重要
君主如能善用治術，就會發生向閃電雷霆一樣大的威勢。這是韓非對權勢的看重。『一個君王為了保住權位，必須要做到「未達目的，不擇手段」。並且明白何時該用，何時不該用。』這又是馬基維利認為權勢的被需要。 倘若沒有權、沒有勢，一切基礎都建立不起來。樹木有根，才能夠生長；手握權勢，才能馭國。

（2）被畏懼勝於被喜愛
馬基維利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人們在傷害他們所喜愛的人總是比其所害怕的人少了一些猶豫。』君主是個謎。秦始皇在群臣之中，是那麼的神秘莫測，那麼高高在上，便是利用了人對於神秘事物的畏懼之心。表明君主需表現的高深莫測，不讓臣子揣摩心意，予以利用。當然，前提是君主本身也要有一定的能力，否則不夠能幹，再怎麼掩飾，總會被戳破面具，無威勢可言。

（3）人性都是自私自利的
馬基維利認為人性邪惡，如同韓非老師荀卿之「性惡說」。馬基維利和韓非略為不同的是韓非並非承認人性本惡，而是主要著墨於人的私慾，自私是兩人共同的人性假設。 人的關係皆建立在利益上，他們要君主對這點深信不疑，人的慾望無窮，追求利益是無止境的。人必須公私分明，通往公私分明的路—嚴厲實行法治。

（4）不濫賞、不濫罰
濫罰，會招致臣民的怨恨，濫賞，乍看之下，似乎是種慷慨。但所導致的弊病（如濫報功績），會促使國家走向衰亡。讓不費舉手之勞的臣子獲得賞賜，何其慷慨？慷慨的結果是加賦，攢取人民的血汗錢，增加人民負荷，反而激起人民憤怒。無功不受祿，君主應有這種觀念。 賞的合理，罰的應該。社會將運作的更有效率。

馬基維利和韓非所見略同，但仍有一些道理相違，如下列提及的不同：
（1）法治是治國唯一途徑？
馬基維利也很相信法律，不過他並不認為法律萬能。他告誡君王，如果法律不足以成事，就用暴力吧！因此他主張君王應兼具人（法律）、獸（暴力）特性。獸就以狡詐的狐狸、勇猛的獅子為代表。是狐狸用來辨識陷阱，也是獅子嚇跑豺狼，缺乏兩者其一，便難以成事。

韓非卻不這麼想，他堅持如果國家要長治久安的話，法治是不二法門。正因為人性自私，內在倫理道德無法實現，只有靠外在因素—法律加以規範，並由法律的引導走向正途。

（２）君主應誠實還是狡猾？
馬基維利認為君王有偽善的必要，不能讓人民仇恨君王。仇恨會造成人們失去理智，如果君主要安居王位避免受欺，勢必作出違背人道的事。精明的君王不應該對於有害於己的承諾信守不渝，如果夠聰明，更該編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來解釋自己的背信忘義是如何不得已，如何的光明正大。

韓非認為君主應該誠信待人。如果君主言必信、行必果，人人都會相信君主，便會為他賣命。君主是人民的表率，從君主本身做起誠信，感化人民，誠信，是獲得人心的不二法門。

以統治者的觀點來論，無疑的，以馬基維利《君王論》的方法確實可以快速的建立極權、鞏固地位。但若眼光放遠，韓非之法家理論卻又比《君王論》更能長久治國，馬基維利和韓非的激進論點之所以不能受到高度認同；就算實行嚴刑也不能完全成功統治國家的原因在於：他忽略了「構成」人很重要的一項因素—那就是情感。或許是因為仕途太坎坷，擁有滿懷抱負，卻「不賢明主棄」；或許是時局太過紛亂放蕩，才造成他們偏激的想法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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