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文明對歐盟合作之意涵

當今世界，全球化已經是一種趨勢，無論是在亞洲、美洲甚至非洲，區域性經濟地和政治合作機構不斷湧現出來，其中一體化進程最為發達的就是歐洲。這塊曾是兩次世界大戰策源地的大陸，如今正在以和平與自願方式重組國家間的關係。歐洲的一體化進程遇到過無數次的坎坷曲折，但卻從未中斷，對於這一問題的思考，經濟上的探討通常著眼於一體化給各成員國帶來的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的實現。

但是，從長遠來看，文化層面的問題對歐洲一體化而言意義更為重要。而基督教作為歐洲世界普遍信仰的宗教，在整個西歐得到了廣泛傳播，深深地影響著歐洲人民思想和歐洲文化，可以說在西歐文化中佔據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利用基督教的積極因素來構建符合一體化的文化認同是可能的，並且是必要的。

縱觀歐洲歷史，歐洲有著共同的文化遺產，尤其是以基督教文明( 主要指天主教和新教而言）為核心的文化價值觀念更被看作歐洲文化的同義語。同時，基督教文明也成為歐盟接受新成員國的重要文化標準。1994 年春，歐盟明文規定，除信奉基督教的波羅的海諸國以外，排除所有信奉東正教的前蘇聯共和國入盟的可能性。這種文化上的同一性或許正是建構歐洲認同的重要基礎之一。

普世主義精神是基督教文明中的一個重要思潮之一，它在基督教的教義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現，有利於推行一個統一人們的思想，並進而形成文化認同。在純粹的宗教世界裡，普世主義是要把基督教傳播到世界各地，當基督教與人們的生活、與政治發生碰撞和交融時，它的普世思想就與建立一個統一的政權這種世俗的需要有了某種微妙的關係，它是普世思想在歐洲這一區域的運用。

從1948 年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成立，1950 年法國外長舒曼提出成立歐洲煤鋼聯營計劃，歐洲一體化進程正式啟動，然後擴展到原子能和經濟合作領域，導致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經濟共同體的問世。上述3 個共同體於1967 年合併成“歐盟”。歐盟經過多年的經營後發展成今天具有更多政治含義的歐洲聯盟，成為世界上發達國家最集中、發展最成熟、融合程度最高的區域合作組織，初步實現了歐洲歷史以來的，建立在和平基礎上的歐洲大聯合理想。

從上個世紀80 年代起，歐盟就開始調整其文化政策，為構建歐洲文化認同而努力。1983 年歐洲委員會在斯圖加特通過了《關於歐洲聯盟的莊嚴宣告》，指出歐共體各國應當“促進歐洲意識，參與各文化領域的聯合行動，以確定將共同文化遺產的意識作為塑造歐洲認同的一個重要因素。歐盟旨在締造一個文化上更為緊密和團結、各民族間的認同更加一致的歐洲。

在二十多年的實踐裡，歐盟對歐洲文化認同的構建集中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對歐洲共同文化象徵的塑造。1985 年6 月，歐洲委員會制定了歐盟共同的盟旗、盟歌及護照，正式開啟了創造歐洲象徵符號的第一步。盟旗的設計以蔚藍為底色，中間由12 顆金色的星星環繞成一個圓；盟歌則採用歐洲人耳熟能詳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樂》即《歡樂頌》；護照也使用統一的外形與設計，只是標明國家名稱的不同。

此外，從上個世紀80 年代起，歐盟就開始調整其文化政策，為構建歐洲文化認同而努力。例如塑造歐洲認同的節日：以“歐洲文化日”、“歐洲環境年”為主題的一系列歐洲性的文化節日出台；將一體化進程中的重要時刻定為歐洲範圍的公共假日，像每年的5 月9 日，即推動法德煤鋼聯營的舒曼計劃的誕生日被歐盟官方指定為“歐洲日”等。通過有意識地創建歐洲的文化象徵，為一種大眾層次上的泛歐洲的經驗與記憶、傳統與價值的出現創造了條件，有利於一種真正的歐洲文化認同的形成。

歐盟還著手對歐洲學校現行的教科書尤其是歷史教科書重新編訂，以一種歐洲的視角取代傳統的民族主義的立場與偏見。它既包括不同程度的經濟利益、語言習慣和文化傳統，也有往往是些莫名其妙的偏見。這些偏見根深蒂固，在家庭中，而且往往也因學校裡歷史教學某些方面的影響而時代相傳，綿延不絕。”因此，歷史學家應當在各國歷史之外，重構一部歐洲人共同的歷史、造就了歐洲人共同價值的歷史。這種全新的歷史觀將成為教育新一代歐洲公民、培養其歐洲認同的有效手段。

歐洲一體化運動在現實利益推動下亦步亦趨地深化和擴大，它根植於歐洲古典文明，而經過基督教普世主義的熏陶，歐洲人多了一根感情維繫的紐帶，強化了對歐洲這一個整體的認同。中世紀以後，基督教文明就像一股涓涓細流，滋潤著歐洲，使歐洲在經歷每一次狂風暴雨式的分裂後，又走向一體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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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上？

「天主教 教宗 VS 梵蒂岡 教宗」

那一個才是「教宗」？

歐洲諸國在政治上統治著全球，它們在歐洲以外的世界上大部份地區都建立了殖民地。西方文化由於工業革命而開始了現代化進程，並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間統治了世界，但同時它也被其它文明影響了。雖然總的趨勢是歐洲強勢的統一，但在世界的不同地區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

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和大不列顛等商業帝國統治著海洋。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工業化以及社會和政治的變革使西方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產生不少的優越感。非洲和亞洲的大部都是由歐洲控制的，同時歐洲的後裔還統治著澳洲和美洲。關於「重塑世界」的新意識形態也逐漸浮出水面。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和帝國主義分子大都認為白種人更加優越，這使得他們相信應該靠著引進西方的生產方式、意識形態，諸如基督教等使「野蠻人」變得文明起來。用這種方式，儘管不能指望「野蠻人」變得像白人一樣，但至少可以使他們獲得一種更加「美好」、「道德」的生活方式。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也想藉此來使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變得「文明」起來。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並且繼續相信）社會在很大程度上要為處於其中的公民的行為負責，並且社會本身也應該朝著更好的方向變化。美國保守派、歐洲自由主義者以及所有的自由意志主義者都相信（並且繼續相信）自由和市場的力量。其認為每個人應該為自己負責，並且認為社會應該保證個人的自由以達到人的全面發展。而基督徒，不管具有何種政治意識形態，則都相信個人與教堂或神的聯繫對於一個完滿的生活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佛教徒和其他的一些宗教則有著其本身的宗教概念。

二十世紀經歷了這些意識形態領域最劇烈的分化。在納粹德國戰敗後，社會達爾文主義趨於沒落。蘇聯與美國促使了非殖民化運動。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與嬉皮士反文化運動在人文主義意識形態中起了主導地位，其影響，直至今天，仍在西方世界中延續。

社會主義者試圖以多種不同的方式改造社會。最具代表性的是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嘗試通過以多黨合作的方法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與此同時多數西方國家陸續建設為福利國家，這一做法也得到左翼基督徒與自由主義者思想上的認同。但今天福利國家理念的魅力不及往日，因為其投資的低效率拖延了經濟的發展。共產主義者試圖通過消滅舊社會以及相生的社會精英與意識形態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其結果是導致了大屠殺與物質上的貧窮，其思想也廣被質疑。蘇維埃和中國的領導人與知識分子們發現了西方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機制促使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繁榮，而對比之下其傳統計劃經濟機制卻使社會經濟陷於泥潭，於是他們決心改革自己的經濟制度，變得更加資本主義化。由於巨大的既得利益在統治社會主義的國家領導人手中，激烈的權利爭鬥和龐大的官僚體系，都將向資本主義靠攏的計劃經濟帶向嚴重的貪污腐敗，與貧富的過度懸殊；致使在政治的空間中所能賦予人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極度的低靡與不堪。

非西方文明起初由西方的殖民主義者所霸佔，其對當地居民施以極其嚴苛的統治。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風行了這些地區，萌發了其民族意識和對平等權利的追求。許多亞洲與非洲的殖民地在1960年代後取得了獨立，但是其經濟並沒有取得預想中的發展，甚至在獨立之後變得更糟。連綿不斷的內戰與獨裁統治破壞了國家的社會與經濟。今天許多拉丁美洲國家與亞洲國家開始邁入第一世界行列，但多數非洲與中東國家仍在停滯之中。經濟的起步邁向現代化與後現代化的腳步，可能加速共產主義地域的人們對極端民族意識的偏激認同，也可導致對人類權利與自由的更加認識與深刻的渴慕。

世界各國的保守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擔心社會會在現代化與新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趨於瓦解，故試圖扭轉這種潮流。保守主義在世界上許多國家與地區仍十分流行。在美國政府中，新保守主義近年有所抬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企圖對西方世界發動戰爭來阻止伊斯蘭教的世俗化。許多中東與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國家領導人與知識分子均指責西方「不道德」的生活方式。這多半來自其宗教里關於來生的信仰以及由此引發的對其永生中「罪行」懲罰的恐懼。

嘗試以軍事征服或革命來統一世界的方法並不成功。民族國家成為了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構成方式。十九世紀的殖民帝國多以民族國家組成，他們控制了大量的領土與土著人口。在二十世紀，民族國家組成了聯合體。戰間期，國際聯盟軟弱地維持著各國的關係並試圖防止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成立，冀望解決單個國家所無法解決的爭端，但同樣力不從心。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都是依賴於自己的個體成員國的自願合作與貢獻來工作的，當這些組織沒有大國支持時，根本無法運作。這在1920年代與1930年代間和冷戰時期十分明顯。世界上仍有許多地區並不是由民族國家構成，而由數個民族組成國家，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十分常見。在阿拉伯地區也僅有一小部分是民族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