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銘傳對 (基隆)的貢獻

劉銘傳於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七月十五日(舊曆閏五月二十八日)抵台督辦軍務。他認為台灣的海防和近代開發認為是不可分離的兩大改革方案，而宣佈防備、練兵、清賦、理蕃四大政策。他入台時先抵達基隆，於是就先到基隆砲台逗留數日，經過詳細考察海防，於舊曆五月三十日始台北城。到台灣最先著手的也是有關「防備」事宜，把基隆．淡水．安平．高雄四港的砲台加以重新裝備，從外國購來新式大砲而加強其防備效能。

1885年光緒帝特命劉銘傳為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來臺後重新整編與增設地方郡縣制度，除臺北府外，又將臺灣府改為臺南府，其中原屬淡水廳的雞、金、貂、石四堡劃歸基隆廳，在他的「台灣郡縣添改撤裁摺」中提到「基隆為台北第一門戶，通商建埠，交涉紛繁，現值開採煤礦，修造鐵路，商民紛集，尤賴撫綏；擬分淡水東北四保之地，撥歸基隆廳管轄，將原設通判改為撫民理番同知，以重事權。」

在劉銘傳的「條陳臺澎善後事宜摺」中，有關基隆的是「臺澎防務，急宜設籌也。…基隆、滬尾兩口，雖能停泊兵輪，尚多山險，如有水雷、大砲，設防尚可為功。」所以在劉銘傳眼裡，基隆是個可攻可守的台北港門，應加強砲台防務，所以他在中法戰爭後增設許多新式砲台，引進西式阿姆士頓大砲加以夙守，除此之外又在基隆與滬尾設置「水雷營」，並留「銘字四營」駐守基隆，研習洋槍洋砲，加強訓練。

劉銘傳對台灣是採取積極的態度來建設台灣建設，除了防備．撫墾．清賦之外，最重要的是鐵路建設，他建設從基隆至新竹的縱貫鐵路為達此目的，招集商股銀一百萬兩。同時亦得滿清中央的醇親王奕匡、李鴻章支持，建設了全中國第一條官辦且運客的鐵路。穿越基隆獅球嶺的這一段鐵路是以隧道方式貫穿，從光緒14年春天動工，到16年夏天完工，費時30個月，工程非常浩大。

此外電報線也在光緒十二年完成台北基隆間架設。港務與郵務也開始結合，可通船至上海與福州。其他政務則依省縣分治原則，劃分基隆廳自理。據說當時基隆計八萬多人口。

基隆雖彈丸之地，人口也不多，然因為煤礦、港灣的地利而備受劉銘傳矚目，今天，我們在基隆的砲台與隧道前緬懷前人種種，還是相當敬佩劉壯肅公的智慧、為人與魄力。在基隆市現地，還有一條路叫劉銘傳路；一所國中稱銘傳國中。可見相關之深，緬懷之切。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大清帝國重新啟用劉銘傳，派其以福建巡撫身分督辦台灣軍務。劉銘傳到台後積極整備岸防，曾一度擊退登陸基隆的法軍；後坐鎮臺北府城，由於滬尾之役湘軍孫開華等部挫敗了法軍攻佔臺北的行動，加之基隆疫病流行，終使法軍放棄攻佔台灣的計畫、撤往澎湖。

中法戰爭落幕後，大清帝國於1885年決定在臺灣建省，劉銘傳便成為其首任巡撫；然而在改制的過渡期間，巡撫劉銘傳與原任按察使銜分巡台灣兵備道，即台灣的實際統治者（台灣道）劉璈（湘軍出身）之間權責歸屬不明，加之保台戰功之爭深化兩人間的派系矛盾，終於演變成二劉間「你死我活」的政爭。撫道之爭雖以劉銘傳的政治勝利告終，劉璈獲罪被流，但過程中涉及冒功、誣告劉璈，給劉銘傳的官聲及在台治蹟蒙上了陰影。

劉銘傳採用慘無人道的武力征討，或是欺詐誘殺不斷，臺灣原住民不是被滅族，就是逃離原本的活動領域，往深山遷徙。劉銘傳並將漢人移往臺灣原住民區域，剝奪原住民生存空間，也導致原漢關係的緊張不斷。知名文學家胡適之之父，曾任臺東直隸州知州的胡傳，曾對劉銘傳的「開山撫番」留下如此嚴厲的評語：

「臺灣自議開山以來，十有八年矣。剿則無功；撫則罔效；墾則並無尺土寸地報請升科；防則徒為富紳土豪保護茶寮、田寮、腦寮，而不能禁兇番出草。每年虛糜防餉、撫墾費為數甚鉅。明明無絲毫之益，而覆轍相蹈，至再、至三、至四，不悟、不悔；豈非咄咄怪事哉！」

劉銘傳對臺灣建設的規劃，原以軍事為先，除希望在島上建立戰時可以自給的軍工產業外，同時對大清帝國亟陳在臺灣建立海軍力量的迫切性；但受限於財政條件，只能先從興利的近代化實業及增加稅收兩處著手。除建設多處砲台、兵工廠等現代化軍備外，[1]他同時推行多項基礎建設，包括鋪設最初的台灣鐵路（初期僅大稻埕到錫口段完工通車）、福州和滬尾（今新北市淡水區）間的海底電纜，辦理電報、煤務、郵務……等；此外，動用大量軍力「開山撫番」、清丈全省田賦等，以期就地為防務及新政開拓財源。然而在推行上述新政的過程中，臺省財政負擔大增，規劃或經營不善、官員貪污等問題一一浮現，甚而引發了民間的反抗——1888年彰化縣就因清賦問題而爆發以有力鄉紳施九緞為首的叛亂——最終只有少數新政項目得以持續推展。

1891年劉銘傳告老還鄉，臺撫一職先由布政使沈應奎署理，再由原湖南巡撫邵友濂接任。總結劉銘傳駐臺六年，始終未能建立游弋台海的海軍艦隊，而他為開拓財源而興辦的近代化實業，其深度、廣度也頗有限，但仍開啟了臺灣官辦近代化建設的先聲，是清治二百十餘年間治理最為積極的一段時期。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開啟，奉令率軍二萬駐守於今北韓鴨綠江畔，日軍竟繞過劉部頗啟人疑竇。

1896年底，劉在家病逝；身前著述有《劉壯肅公奏議》及《大潛山房詩稿》刊行問世。
為了紀念劉銘傳在臺灣的建設，以其名命名的機關包括位在臺北市的「銘傳大學」及銘傳國小，基隆市的銘傳國中，以及基隆市的「劉銘傳路」（在仁愛區愛七路、愛九路間）等。臺灣鐵路管理局也曾在1950年代初，將縱貫線北上2次對號特快車命名為「銘傳號」。

(1)擴大撫番：改善原住民生活，畫明漢山地界，不准軍民侵凌，並於台北設番學堂，贈與衣食、教算學、漢文、官話、臺語及起居禮儀。
(2)增設郡縣：除臺北府外(府城於1884年建成，)又將臺灣府改為臺南府，另於中部(臺中彰化橋孜圖)置臺灣府，並擬定省會，全省增至三府、三廳、十一縣、一直隸州。（臺北府、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基隆廳、臺灣府、臺灣縣、彰化縣、雲林縣、苗栗縣、埔裏社廳、臺南府、安平縣、嘉義縣、鳳山縣、恆春縣、澎湖廳、臺東直隸州）
(3)清理賦稅：設官銀局，造銀幣每年數十萬兩(這是臺灣自造銀元之始) 。
(4)發展交通：1891年基隆、臺北鐵路通車(全中國第一條運客鐵路) 先後添購輪船八艘，遠達南洋，連接南北電線，及於福建，擴充基隆煤礦。
(5)推廣農業：鼓勵種茶、棉、桑等經濟作物、養蠶並拓展水利灌溉設施。
(6)設新式學堂： 1885年在臺北大稻埕六館街創「西學堂」，是臺灣第一個新式學堂， 1886年在大稻埕建昌街設「電報學堂」。
(7)電燈電報：完成建省工作(1887年)，為臺灣近代化奠定相當基礎，臺北府首先有電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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