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產生的社會衝突

《悲情城市》一片主要是在描述一九四五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到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定都台北的這段歷史，透過劇中李天祿一家的遭遇，來訴說台灣光復後初期的社會情況與人民的生活樣貌，這當中便包括了二二八事件。而除了二二八事件外，該片對於台灣的國家屬性所造成的認同危機更是作了深刻的呈現。也訴說著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台灣統治勢力的轉變與政治環境的變遷。

一九四五年之後的台灣，在「重回祖國懷抱」的期望中，卻遭逢了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巨大變動和衝突，二二八事件正是政治衝突和社會衝突的具體表現，二二八對於台灣本省族群的意義，《悲情城市》有間接而十分深刻的描寫。

台灣人的自我認同
主角文清被設計成一個聾啞人，片中唯一聽到文清講話的一幕是在火車上本省人追打外省人，文清被懷疑是外省人，他才用吃力的台語說：「我是台灣人。」，似乎隱喻了台灣人在台灣光復初期的國族身分認同困難，在無路可去的情況下才苦澀地說出「我是台灣人」──那個眾人欺、眾人騎、無人疼的台灣人。就以男主角文清（梁朝偉）而言，他所代表的意涵，確是整個敢怒不敢言、不能言甚至是說了也沒有人在意的威權體制下的民眾。

林文雄的角色，十分成功地被塑​​造成本省台灣人的典型。當時台灣所謂本省人的經歷，從大哥林文雄得子，經營的「小上海」酒家開張到兄弟或慘死、或癲瘋、失踪的興衰中看見縮影。當林文雄手持短刀欲為其小舅討公道，卻在上海佬突然掏出的手槍下中彈，不可置信地倒地最後死亡的一幕，直指二二八的屠殺所帶給台灣平民百姓的意外與驚悚。

同時，這些政治領域中的小人物，他們雖然不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積極參與者，然而當這樣無心於政治的商人也好，公共領域之外的家庭主婦也好，或是言語不便的殘障者也好，俱都受到二二八事件深深的影響時，這段台灣歷史的悲情，毋須血肉橫飛的大屠殺場面來表達。片尾林氏家族的衰頹，與寬美敘述丈夫被捕的信函，為二二八對當時的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大屠殺」，作了更廣而深遠的見證。

國民政府對本省人的壓迫
且由於國民政府沿襲在大陸時期官商勾結的體制，為了維護特定族群的利益，便以犧牲台灣居民作為統治的穩固性，以殖民者自居，知識份子在受228壓迫之餘，部份轉往深山從事地下活動，結局是大部份遭逮捕。臺灣是無根之城，外省人永遠喪失了故鄉，本省人卻沒有了祖國。"樽前皆是異鄉人"，他們同病，卻並不相憐，只看到228互相殺戮：當權的外省人有秩序的屠殺，底層的本省人便原始性的還擊，以眼還眼、以血還血。

《悲情城市》片中一開始，從新生兒的呱呱墜地，以及新店開張，可以看出充滿希望（新生兒取名為光明）與歡愉的氣氛；然而片中最後卻以一個長鏡頭從門縫中拍著林家所剩的成員的用餐場面，人數日漸稀少，最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似乎在對親人的等待中，以及現實生活的悲情下，生活還是沿續下去……。 侯孝賢在此片中，並未涉及到是非好壞的評判，而是留待觀眾自我的判定。導演用淡化的手法將辛酸的歷史故事，以較為清淡的手法處理，這卻提供觀眾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二二八事件，而不是只有悲憤、怒吼與血腥的暴力衝突。

瞭解一次、多一次的保障。尋找八大行業工作。必須謹慎小心一點。
小巴常說:保險跟冒險只差一個字，意義卻是大不同!
一通電話、一次詢問。都是為自己的著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