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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一直以來就是京劇舞台上白臉黑心的反面人物,有賣國賊、竊國大盜等等之稱。如果他沒有違背孫中山先生當初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他時的旦旦誓言“以後有帝制為之者,天下共殊之”的話,歷史上的袁世凱就是一個大樹特樹的共和締造者之一了。只是,袁世凱違背了他與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協議,直到上天壇祭登基做洪憲皇帝,把來之不易的共和變為帝制,使一個國家成為自己的囊中之物,這竊國大盜之稱是不能推翻的。
袁世凱所處的時期正是晚清政局動蕩的多事之秋,當蓄勢待發的武昌首義的炮火響起後,革命形勢迅速蔓延全國。為打擊反清力量,清王朝統率北洋新軍前往武漢三鎮,武昌首義的革命果實很有被扼殺的危險。袁世凱是一個善於玩弄權術和心計的政治家,他在兵臨武昌城下之際,與南方革命人謀劃和談,以表面的安撫來懈怠革命軍的鬥志。他知道不打擊武昌的革命力量,即可形成對他們的威脅,又可以此要挾清政府,將南立革命人、晚清政府玩弄與自己的股掌之中,凸顯自己的作用和地位。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唐德剛先生在《袁氏當國》一書中說“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養,不可剿,剿則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氣數已盡,是扶不起的阿斗;縱是可扶,他也無扶清滅孫的興趣和義務,而且不論做皇帝還是做總統,都少不了他的一份。”在袁世凱這種絕端的個人目的,在客觀上使武昌起義的果實能夠保存下去。
1911年的10月的武昌起義後,袁世凱在11月9日,又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而且他所提的有關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參與這次事變之人、解除黨禁等六個條件,都得到清廷的答應。袁世凱在晚清的政壇上,大獲全勝。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發布了《清帝退位詔書》。而詔書內,袁世凱加了“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一句,表示他的政權來自清政府,與南京臨時政府沒有關系。孫中山做了45天的臨時大總統後,袁世凱在清帝退位後的第三天任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後來又任大總統。
袁世凱其人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不動聲色地將有著兩千多年傳統的帝制政體置換,而不是弄得北京城內火光四起、尸橫街巷,搞了一個穩健的不流血政變,對國家對百姓是有利的。但袁世凱做了百日的洪憲皇帝,他的倒行逆勢使他眾叛親離,全國上下一致反對。1916年3月22日,不得不撤銷帝制,起用段祺瑞為參謀總長。袁世凱死于撤銷帝制的當年6月6日,彌留之際,他對自己熱衷情帝制,誤信小人也有深深的懺悔。
袁世凱當上大總統之後,固然幹過暗殺宋教仁、操縱國會、媒體、法院和選舉的下流勾當,他的稱帝,在為他自己留下了千古罵名的同時,更遺留下軍閥混戰的亂像,但這並不能抹煞袁在清末民初的積極作為:他曾經主持“新政”、支持“君主立憲”和“地方自治”,特別是他與南方革命軍合作,在逼迫清王朝最終退位上起到了關鍵作用。所以,要論推翻滿清和創建民國的功績,袁的實質性貢獻決不在孫之下。
實際上,縱觀袁在當時的政治作為,袁是一位新舊參半的人物,他復辟帝制之過並不能抹煞他對終結滿清王朝的貢獻。李鴻章死后,袁便成為體制內漸進改革的領軍人物,他支持地方自治和君主立憲,被清廷任命為第一任內閣總理而統領新政,既得到國內改革派的諸多頭面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复、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也贏得了西方列強的普遍支持。
從當時的情況看,袁世凱在傳統體制內,積極推動中國近代化發展,固然是進步之舉,然而,在他就任正式大總統,完全可以進一步推動近代化的情況下,卻悍然復辟帝制,這是對近代化的極大反動!我們固然可以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等行為加以同情之“理解”,因袁世凱的成長背景,限制了他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決斷力,迷信權力、沉迷帝制,最終使自己墜入歷史的深淵,鑄成了個人的悲劇。但關鍵在於,既然袁世凱本人自甘於此,不以為逆,後人又何必將其喬裝打扮成近代化的功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