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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是中國的一種書面語言,分為深文言及淺文言,前者是以先秦的漢語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面語,以及模仿這種書面語而寫作的語法形式,後者則是兩漢到魏晉南北朝的書面口語,該文體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但是到了唐和宋的中古時期,漢語中的口語已經有了較大的變化,這時則有三種書面語。一種書面語是模仿上古漢語書面文獻的書面語,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即古文運動的作品;另一種是在兩漢至魏晉南北朝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書面語,即今日的文言,如西漢史記、東漢佛經翻譯、南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第三種則是現代白話的源頭,如唐代的變文、宋代的話本等。到了元、明、清的近代時期,情況與中古時期類似,既有模仿上古的書面語,如桐城派的散文,亦有今日所謂的文言(如明史、清史稿),又有所謂的近代白話,比如《水滸傳》、《西遊記》等。由於文言文並不是一時一地的一種語言,因此不同時代或地區的文獻,在語法和詞彙上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20世紀之後,在中國,文言文的地位逐漸被白話文取代,而其他國家則開始採用當地語言的書面語。
在20世紀之前,以漢字書寫的文言文,於中國以及朝鮮半島、日本、越南,使用在幾乎所有正式的文書上。
特點: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離、行文簡練。
文言的特點,是和白話(包括口語和書面語)比較而來的,主要表現在語法與詞彙兩方面。
現代的發展:
文言文的缺點在於難懂、不易普及, 要讀懂文言文須經過適當的訓練才能夠了解其中的含意, 而要寫作文言文的難度更高, 所以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後,中國文壇強調「我手寫我口」、「能識字便能讀文」的「白話文」,漸漸的取代了文言文。
然而,所謂文言文「難懂、不易普及」、文言文須「經過適當的訓練」才能夠了解其中的含意、寫作文言文「難度更高」等等論點,其實是因為現在人們從一開始就全面的學習及使用現代白話文的原因;如果從一開始就兼學文言文則不會有如此感覺。
而且,以現代人的角度去看文言文「難懂」其實並不公平,文言文其實也是先秦的口語傳化而成;而現在白話文則是以明、清以後的北方口語傳化而成;對於非北方漢語使用者來說,現在白話文亦不能完全是「我手寫我口」。
雖然現代華文社會以白話文寫作為主,但是文言文仍然受到相當的重視,文言文對白話文仍有一定的影響力。現在仍有許多人喜愛在寫作白話文時引用文言「典故」、「詩詞」,以及華人社會普遍使用的「對聯」等等。而對於有志學習中國文學的人,文言文的訓練更是不可缺少的。
當代文言文復興:
文言文復興,是當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熱點之一。它的產生與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產生,一樣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都是中華民族復興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
文言文復興從表面看來,是對胡適等人提倡白話文的否定,實質上則是對白話文運動的引伸。白話文的推行,極大地增加了廣義文化的受眾,但卻使傳統中國文化的直接受眾越來越少,因而就使中國文化的傳承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脅。正是基於完整、準確地傳承中國文化的需要,文言文復興才成為歷史的必然。文言文復興不能否定白話文的存在和價值。
中國大陸的文言文復興是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萌芽的。文言文復興的概念,是青年學者劉周在「中國文化復興的第一步(倡議書)」中明確提出的。2007年推出的《光明日報》「百城賦」,更表明了國家對待文言文復興的態度。文言文復興的倡議書是由一位青年學者提出,說明文言文復興的發展後勁非常有力。
在網路上,文言文得到了熱心網民的推崇和發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愛文言、維基大典以及國學網站等等。
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教育中,文言文都是必修內容。學生在小學階段的五、六年級開始接觸文言文,往後逐漸增多,到高中階段,文言文基本成了語文課的主體。而中國大陸的中考和高考都有文言文的相關考題。
文言文的用途:
在中華數千年歷史中,語言的口語變化非常大,語法各自不同的方言種類眾多,惟獨文言文始終保持相近的格式。文言文能讓操不同方言者筆談,是一種具有固定格式、卻不會非常困難的溝通方法。
但是,文言文在漢語白話文普及,以及英文成為全球準通用語後,其地位與實用性已經大不如前。
目前,隨著大中華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人們逐漸重視與肯定自身傳統的中華文化,因此文言文也更加得到重視。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彭富春,就建議應該加強古代漢語教學,並且提出加大文言文在語文課中的比重,文言文應超過白話文的內容、以及設立國家級的古代漢語語言考試等等建議。
然而在中華民國政府,即使到了新文化運動100年後的2012年,文言文仍常被用在公文之中,例如立法院聘請前任立法委員黃淑英任職顧問的公文,便使用文言文書寫,由於用詞艱深,有「綆短汲深」等較少見詞彙,使得接到聘書的黃淑英看不懂;立委張曉風則認為書信往來要讓對方看得懂比較有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