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學形成原因

清代樸學的興起與清代文化的高度成熟關係密切。文化高度成熟的一個表現是圖書典籍的極大豐富，典籍的豐富帶來了清代圖書事業的繁榮，官方動用人力，物力編撰叢書，類書，私人購書，校書，刻書，編書也蔚然成風對學術界的影響是導致專注於校勘，辨偽，文字訓詁的學者越來越多。

考據學是「書本之學」，研究者必需參考大量典籍，自康熙《古今圖書集成》至乾隆《四庫全書》，藏書風氣極盛，加上印刷術發達，學者得書容易。當時的琉璃廠一帶，書肆成市，即所謂「文化街市」。考據學家如錢大昕等與藏書家亦大有關連，可見書本流通與考據學興盛的關係。

另一方面，在抑壓士子的同時，又提倡學術。康熙開博學鴻詞科，以編修《明史》；又鼓勵程、朱學說，藉籠絡士人。乾隆承遺風，詔編《四庫全書》，經清室大規模的文化懷柔政策，促進學問的非政治化，考據學便應運而生。

經濟發展亦是清考據學興盛之因素。雍、乾以後，社會經濟轉趨穩定，百姓生活富裕，為文化學術興盛提供物質基礎條件，那些失意科舉的士人埋首紙堆中。尤其江浙一帶，社會富庶，富商支持文化事業，文人修書成風，考據名家如錢大昕、王鳴盛、趙翼，都是江浙人士。

清代樸學興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學術界對宋明理學的反動，清代人認為宋明理學空談義理，對國計民生不聞不問，只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把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丟掉了，要想真正把握孔孟的精神，只有回到儒家原典中去尋找依據，從考證，實據的角度提出論據。這種學術上的爭論最終促進了考據學的繁榮。

就學術上的原因分析，耶穌會士的來華，傳入西洋科學及以歸納法之治學精神，中國學者徐光啟、李之藻與之來往，及收西學富有科學精神的研究方法，有利考據學之盛行。

而清初的知識份子，因明亡有感王學末流過於荒誕而不務實，從而提供「經世致用」的實學，力矯「空言心性，無裨益於實際」之弊，如顧炎武提出「經學即理學」，主張治學必須從文字、訓詁、典章等方面考證入手。黃宗羲亦言「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在史學上下功夫。在清初四大宗師鼓吹下，愈來愈多儒生摒棄理學，轉向經學，由是而下開乾嘉考據學。

近人梁啟超、羅香林、胡適等多認為考據學乃對宋明理學的反動，但從另一角度觀之，則是理學之延續。陸九淵的尊德性應為讀書乃外在的功夫，但朱熹則認為要「格物致知」，才能窮理。朱陸二家對峙，發展到最後都不免要回到儒家經典去尋找立論義理，研究訓詁注疏。

再由早期考據學觀之，則不難證實乃直接為義理思想服務的。顧亭林反陸、王之空疏，王奇齡《四書改錯》的考證是反程、朱的，只不過至清中葉時，考證發展成熟，「道問學」取代了「尊德性」的地位而已，可見考據學是繼宋明理學之對立，相應儒學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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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樸學有兩個學術淵源，一是東漢許慎、鄭玄的以訓詁考據治經之學，一是明末清初顧炎武的由空返實，以求是為歸的經世致用之學，就因此，樸學又稱漢學和考據之學。因其盛於清乾隆嘉慶年間，故又稱乾嘉之學。之所以叫作樸學，是因為它相對於宋明理學與心學的虛與空來說，顯得質樸實在。
　　樸學並非只是出現於徽州，但鼎盛於徽州，大成於徽州，徽州樸學家已把樸學精神廣泛應用於各個學術門類，並自成體系。
　　樸學雖是反對宋明理學與心學的，但程（程頤、程顥）朱（朱熹）理學的積極入世思想和陸（九淵）王（陽明）心學的認為士農工商「異業而同道」的思想對樸學還是有顯然的良好影響。
　　徽州樸學的先驅是精研文字學的歙人黃生，奠基人是精研音韻、天文、數學的婺源人江永。其弟子休寧人戴震及程瑤田、金榜等則使徽州樸學趨於鼎盛。更由戴震的弟子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推向極致。嘉慶道光之際，由於樸學的考據日顯繁瑣，嚴重束縛了人的思想，無力應對社會危機，因而日見衰微。
　　徽州樸學在其鼎盛時期，治學兼採漢、宋之說，重考據，重實證，勝於乾嘉學派的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只問「漢不漢」，不問「真不真」。尤其可貴的是戴震以其《孟子字義疏證》等著作，提出了新的義理之說，他認為理學末流強調「以理制欲」實是以理殺人。而認為「有欲」才能「有為」，應該「遂民之欲」；但也指出「有欲」與「有為」都該「歸於至當不可易」之「理」，要「知其限而不逾之」，要符合「仁義禮智」。其觀點貌似與朱熹的觀點對立，實則一脈相通、互相補充。
　　徽州樸學趨於衰微時期，不僅有著名學者俞樾作為殿軍，更為可喜的是還出現了一個極其傑出的人物，那就是清末歙人吳承仕，他是近代大學問家章太炎的四大弟子之一，不僅對音韻訓詁及古代名物制度有深入研究，而且晚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第一位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經學的學者，為徽州樸學晚期放出了一道亮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