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革命派-立憲派}在晚清政治衝突中的關係變化和發展過程

革命派、立憲派和清政府成為晚清主要的三種政治勢力。革命派與清政府勢不兩立，立憲派則處於兩者間，與兩者都有聯繫，但又都不獲信賴。儘管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已經舉行過廣州起義和惠州起義，但仍和改良派（後來的立憲派）首領及中堅人物保持著按觸，舉行討論聯合的會議。一派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主要代表中國中下層資產階級的利益。另一派是立憲派，國外以梁為代表，國內以張窖、湯化龍、湯壽潛、譚延凱為代表。立憲派大都由官僚、地主和商人轉化而來的大資本家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組成，其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立憲派人主要以經營工廠、商業、銀行等形式來進行剝削，這種經濟關係，顯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同時又由於立憲派大都由擁有若干企業的大資本家所組成，這種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屬於民族資產階級上層。

立憲派和革命派一樣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範疇。作為同一階級的兩個派別，在其根本利益上，又不可能不具有共同性。兩派在辛亥革命時期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鬥爭，就是這種共同性的具體表現。兩者都主張建立適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制度，改變腐朽社會，挽救民族危亡。

立憲派與革命派合作的原因
主要原因在於清廷的倒行逆施，這是立憲派與革命派合作的推動力。立憲派是一群篤信君主憲政救國論的結合，他們大都是受過傳統教育的紳士，一儒家的思想為正宗。但是其中也有曾經留學日本或進過新式學堂或多或少具備了一些時代的知識與觀念。他們大都家道殷富，是社會的中堅勢力。他們認為君主立憲是當前救國之道，更認為憲政是可以實行的。他們要求早日召開國會，實現君民共治的理想，而新知使他們看到傳統之不足，必須求變，但立憲派無意中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

立憲派相繼舉行國會請願活動，也得到了一些地方督撫大員的支持，這都給了清廷以較大的壓力。但清廷畢竟無意分權於資產階級，憲政實行期遙遙無望，三次國會請願運動慘遭鎮壓，皇族內閣曝光天下，更使立憲派灰心絕望。當辛亥革命爆發時，資產階級立憲派大都附從革命，走上推翻清王朝的道路。

立憲派與革命派的聯合
對封建專制制度認識的一致性，使得立憲派和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時期出現了聯合鬥爭。在革命派積極進行反清的鬥爭中，立憲派領導了收回利權運動，起到了推動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積極作用。武昌起義後，兩派聯合鬥爭的情形更加明朗化了。在革命派奪取上海的戰鬥中，立憲派人士上海總商會負責人支持革命，使得革命派陳其美能夠借助上海商團的武裝，取得奪取上海的勝利。在脫離清王朝宣布獨立過程中，浙江湯壽潛在革命派的擁戴下宣布獨立，就任都督。

湖南立憲派人首領譚延凱在就任湖南都督後安定地方，積極援助湖北的革命軍，是武昌起義的有力支持者。而廣西的獨立，更是革命派與立憲派合作的重大成就，兩派說服巡撫沈秉坤和巡防營統帶王芝祥宣布獨立。江浙立憲派是清末立憲運動的主導力量，代表大部分立憲派人士的政治趨向。因此，武昌起義後，其與革命派的關係，更值得關注。張謇在武昌起義後，對清廷仍短暫地抱有幻想，但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各省區的紛紛獨立，使得他採取了一系列行動，一步步走向“革命共和”。

立憲派與革命派的背離
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兩者不同的主張君主立憲和革命民主思潮，由於二者與清廷的利益關係不同，他們選擇了不同的政治活動方式：立憲派承認皇權的合法性，要求政權向自己開放，希望獲得廣泛的參政機會，試圖以和平請願促使清廷實現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政體，其君主立憲方案意在擴大紳權。革命派崇尚美國、法國式的民主革命，主張用暴力革命推翻清廷，實現民主共和，其民主共和的方案旨在伸張民權。立憲派與革命派的政治理想不同，而立憲與革命這條鴻溝又是難於填補的，所以兩派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兩派的合作也只能是曇花一現。

當清末政治改革的希望破滅後，立憲派不得不投入到革命派的潮流中，最終接受了共和國的模式。但出於對中國社會實際的考慮，他們對革命派的政治理想則表現出冷漠和懷疑。立憲派倒向袁世凱，背離革命，立憲派要求立憲，是求變，是進取的想法，但他們不願意大變，不願意把舊制度、舊社會完全廢去，這是保守使然；他們一心擁護袁世凱，不得不多方面對袁遷就，於是革命不得不半途而廢。 最终因他们的保守成了革命的一大障碍。最終因他們的保守成了革命的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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