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五四運動的背景，發展和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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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階層素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加上新文化運動對公民權利的啟迪，為五四愛國運動埋下思想火種。巴黎和會上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正義要求被拒絕，觸發了這場愛國運動。但當時，資訊傳播遠遠沒有今天方便，沒有一批關心國家命運的有心人決心讓國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站出來力挽狂瀾，運動也不可能在此時爆發。這些資訊是通過多個渠道傳出來的。那麼，是誰點燃了這場聖火？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從總統府那裡得知中國在和會上失敗的消息後，5月2日便轉告學生，並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剛好有好些學校的學生在《國民》雜誌社(這份雜誌對新文化運動貢獻不大，但成員如張國燾、段錫朋等後來成了名人)開會，得悉噩耗，便發起5月3日晚在北大法科大禮堂開學生大會。當晚除北大一千多學生外，還有北京高等師範等學校的代表或熱心人士參加，決定第二天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從1919年1月巴黎和會開幕起，國內各報刊就密切注視會議進程，一再揭露列強的蠻橫，民眾早就熱血沸騰。4月末，以民間人士身分在巴黎協助中國代表團的梁啟超給國民外交協會來電：「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代表)，萬勿署名」。他的親家林長民(林徽茵之父)讀後便於5月2日在《晨報》上發文高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噩耗前兩日僕即聞之，今得梁任公電，乃證實矣……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又一根火柴點著了。
除了少數政府官員，舉國上下幾乎異口同聲，反對日本的無理要求，反對西方列強偏袒日本。即使贊成在和約上簽字的徐世昌、段祺瑞之流，也不敢否認日本侵犯了中國主權，和約是不公平的，不過兩害相權取其輕，委屈簽字對中國有好處：大家都簽字，「我國若不及時簽字，與列國一致行動，豈非自處於孤立之地位……一切權力，必至拋棄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怎樣？為什麼日本政府會那樣有恃無恐？中國人究竟爭什麼？
1897年11月德國藉口兩個傳教士在山東被殺，派軍艦佔領了膠州灣(後改名青島)，第二年3月強迫清政府簽約，變膠州灣為德租借地，並據有修築膠濟(濟南)鐵路和開採沿線30公里礦產的權利。1914年8月1日德國對俄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8月6日中國政府宣告中立(後來更宣布參戰)，理應收回山東權益；但日本8月15日卻向德發出最後通牒，索取膠州灣，23日並派兵佔領，接收了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直至大戰結束，日本仍不肯交還。
1918年1月8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演講中提出14條主張，包括：外交公開；公海航行自由；除卻關於經濟的障礙物，普及利益予愛和平的國家；縮小武裝至最低限額；對於殖民地之處置，須推心置腹，以絕對公道為原則；組織國際聯合會，各國相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和土地統轄權，國無大小，均享同等之權利等。輿論普遍認為，這演說為協約國戰勝是公理的勝利這信念，增添了佐證。中國人更是歡欣鼓舞，不少人跑到美國使館前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在大戰結束，一片「公理戰勝」的歡呼聲中，加上威爾遜14條主張的鼓舞，中國政府和人民幻想通過巴黎和會不但收回山東權益，而且廢除各種不平等條約。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七項要求：
1. 廢棄各國在華的勢力範圍；
2. 撤退外國軍隊、巡警；
3. 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
4. 撤銷領事裁判權；
5. 歸還租借地；
6. 歸還租界；
7. 關稅自由權。
後來又加了一項：取消1915年袁世凱政府簽訂的「中日二十一條」。
和會進程卻給中國代表團迎頭潑來一盆冷水。列強代表說這八項要求與和會無關，不予討論。至於山東問題，英法主張承認現狀，保持日本既得權益。美國則主張由德國交給五國，然後歸還中國。日本則說，這個問題中日之間已經解決，它拿出的證據是段祺瑞政府授權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政府換文，「欣然同意」日本「關於山東省諸問題」的提議。於是，對德和約便把日本對山東的要求，也寫進文本裡。而在列強壓力下，段祺瑞政府竟然準備簽署。
五四當晚，北大學生決定組織幹事會，繼續愛國運動，同時營救被捕同學。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大學學生代表開會，決議自即日起罷課，並通電全國，請求支持。北京各界、全國各地立即作出強烈反應，要求釋放被捕學生，懲處賣國賊，拒簽和約。5月11日廣州10萬人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有一隊學生腳穿草鞋，肩荷鐵鋤，高舉「誅鋤國賊」大旗前進。愛國運動有如燎原烈火，迅速燃遍全國。直到6月28日中國代表團拒絕簽字，接近兩個月，波及海內外，波瀾起伏，成為影響近代中國最為深遠的群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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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新思想的傳播與社團的發展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族，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人權、自由等大旗，從思想、政治、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社團組織在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為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北京大學為首的高等教育發展[編輯]中國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李大釗、朱家驊、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嚴復(翻譯家)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同時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註：魯迅並不是北大職工，而只是兼職。因為當時北大規定，到北大任職，必須辭去原來職務，而魯迅是教育部里資料抄寫員。）民初以來的反日以及國恥情緒[編輯]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於11月7日全部佔領德國膠州灣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並發佈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於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的不滿，被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而發揮作用。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2、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後被北京學生痛毆。在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借口。一次大戰期間工商階層的發展[編輯]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產業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顯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主要力量。北京政府內部派系的權力鬥爭[編輯]「五四運動」前後，北京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後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五四運動」發生之後，「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敗做鬥爭「安福系」工具，藉傳媒煽動學生舉辦愛國示威遊行，並進一步造成「六三運動」，使得學運風潮擴大，最終逼使相關政府領導人下臺負責。除此之外，「文治派」與「安福系」也藉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事件源起、擴大都深受黨派鬥爭之影響。[8]

2013-06-11 20:33:52 補充：
近因

從1917年7月起，任交通兼財政總長的曹汝霖與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於內閣總理段祺瑞以出賣主權的代價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1918年,曹汝霖與日本外相後藤新平商定,以髙徐、濟順兩路路權為抵押,借款三千萬日元,並密電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簽字。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4月15日，中國代表團向巴黎和會提出《廢除中日民四條約說帖》，提出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華駐軍等七項希望取消日本強加的「二十一條」及換文的陳述書，遭到拒絕。

補充台灣課本沒教的部分
五四運動此民主運動正是中國社會主義崛起之時刻
蔡元培等人 爾後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因為他們認為國父孫文的理念共接近於社會主義
且比蔣介石的政治領導方式更為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