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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戰敗,宣布無條件投降,由陳儀組織長官公署代表國民政府負責接收,在台一切日本人公、私有財產都歸國府所有。陳儀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總司令。延續了日本殖民時代體制,被時人視為「新征服者」來臨,台灣總督制的復活。
國民政府的軍隊在十月二十五日抵達台灣。下過根據行政長官公署的命令,原有的行政官僚機關及日人企業仍然由日本人繼續工作,以免造成行政及產生的中斷。逐步地,這些機關的高層位置由新來的統治者取代,原來的日本獨佔資本也由黨國官僚資本取代。直到1950年,860家日人企業被沒收,其中的19家變成國民黨的私人企業。在1952年時,公營企業的產值達整體工業產值的57.3%,在整個社會的生產上佔了極大的比率,自然在整個階段的關係上有極重要的位置。
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十分清楚族群間經濟的不平等是事件的原因之一。外省籍人士幾乎都是佔據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人數遠比台灣人多。由外省人所接管的公營企業則陷入了貪污的困境當中。另外一個問題是國民黨的派系鬥爭延續到公營企業中。陳儀將台灣省的重要位置都留給自己派系的人馬,結果造成國民黨中央內的嚴重派系摩擦。為了反制陳儀在經濟上的勢力,其他的派系則搶黨及軍隊的位置。這樣的派系鬥爭使得公營企業幾乎無法運作。每一個派系成員就只是要為其派系及自己獲取最大的利益,而根本不是考慮到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
1944年,地主(不包括自耕農)只佔總農業口的3.5%,但卻擁有全台灣32%的可耕地。由此可知自耕農以及佃農的可耕地十分狹小。自耕農必須自負政府的租稅、應付天然災害、以及惡性通貨膨脹。當然,佃農的生活更加艱苦。與殖民時代相比,他們必須支付更高的地租,也顯示了當時佃農在整個社會中的經濟地位。
此段期間是台灣現代史上最黑暗與最混亂的時期。通貨膨脹率達7,875%。農民的所得及工人的工資根本趕不上通貨膨脹增加的速度。大部分的本省農民、小地主、佃農及工人都處在貧困的狀況。 但是另外一小部份的台灣人卻少受到影響。他們是殖民時代的政治、經濟菁英,而在新的政權中仍然擁有相當的權力。在日本統治下,他們是大地主與資本家。而在新的政權下,只要他們的土地與企業沒受到新政權的干擾,那他們仍然可以從該經濟體系中獲利,而且透過政治上的參與來保持其社會地位。
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社會分歧就是此時期開始出現的,特別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以及工人的生活惡化。大陸來的官僚取代了日本殖民官僚。新的族群敵視衝突跟日據時代的情況類似。這種情況一直保持到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為止。國府為了保衛他們最後的防守基地,他們必須有新的聯盟者。土地改革成為國府的工具之一,而且徹底地改變了台灣的社會階級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