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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
玄奘西行及唐代中外文化交流
唐朝是中國繼漢朝之後的另一鼎盛時代。在唐代前期,通過對外用兵和海陸交通,盛唐之國威遠播,使中外交通開闢了嶄新的時代,中外交流極為頻繁。
隨著西域陸路和向西航路的發達,中國的先進文明進一步西傳。絲綢、瓷器、茶葉、鐵器、金銀器等大量輸往西域諸國乃至歐洲。造紙術亦於此時傳入阿拉伯,後來再輾轉輸入歐洲。交通發達促進唐代經濟的繁榮與外貿的發展,長安、洛陽、揚州、廣州、成都、汴州等商業都市十分興盛。海、陸交通要地設有「市舶使」或「互市監」等外貿官員或機構。外國商賈及其他人士集長安、廣州等地,如長安有波斯店,廣州有蕃坊。而唐的文化亦傳至日本,其中以中國鑑真法師東渡日本,尤為千古佳話。
與此同時,西方的文化、物產亦源源輸入中國。唐時由於海、陸對外交通的發達,佛經進一步傳入,翻譯臻於鼎盛,中國成了東土佛教之中心。除佛教外,西方宗教如景教(基督教一派)、摩尼教(又稱明教)、伊斯蘭教(又稱回教)等,亦紛紛傳入。當時世界上重要的宗教,幾乎都會萃於中土。唐時音樂、舞蹈及各方面的藝術,受西域文化影響極大。而許多唐代詩文都以中外交通和往來作為題材。
在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一件家傳戶曉的大事,即唐僧玄奘(又稱三藏)西遊取經。公元627年春,廿八歲的釋玄奘由長安出發,西出玉門關,越嶺,向北前往呾羅私等地(在新疆西面),然後再南行經中亞各國,抵達印度北部邊境,然後進入印度佛教中心──摩揭陀(Magadha)古國。他在當時佛教的最高學府──那爛陀寺(Nalanda),跟戒賢大師學法,歷時五年。玄奘一面留學,一面巡遊「五印度」(或稱「五天竺」)。中印度的戒日王慕玄奘之名,請他到曲女城,專為之舉行一次全印度的佛教辯論大會。玄奘在會上贏了一切論敵,被稱為「佛門大乘天」,從此聲名震於五天竺。
離開曲女城後,玄奘即取道北印度回國。公元645年初,經過十七年千辛萬苦後,玄奘終於帶同大量佛經歸抵長安。回國後,初被安置於京城的弘福寺,寫出其遊程的《大唐西域記》。後移往新修成的大慈恩寺,長期從事翻譯佛經的工作。他是中國佛教、中外交通與文化交流歷史上,一個無與倫比的人物。後來著名的小說《西遊記》即以玄奘取經故事為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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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傳教士來華與西學東漸
明清之際,西洋傳教士來華及西學東傳,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大美談。
基督教各派在唐、元時代曾先後傳播於中國,但元亡後曾一度沉寂。到了明代中葉以後,由於地理大發現事業的進展,東西新航路暢通無阻,天主教的一派──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便派遣大量教士來華,因此造成明末西學東傳的一次高潮。
當時,東來傳教的西方教士有數百人之多,其中對後世影響較大者有方濟各、羅明堅、利瑪竇、龍華民、羅如望、龐迪我、鄂本篤、熊三拔、陽瑪諾、金尼閣、艾儒略、畢方濟、曾德昭、鄧玉函、傅汎際、湯若望、羅雅各等等。而以意大利人利瑪竇之貢獻尤大。
利瑪竇(Matteo Ricci)在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抵澳門,次年至肇慶傳教,潛心學習漢文,後又至南昌、蘇州、南京等地。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他出任在華耶穌會會長,二十九年北上抵京,向神宗進獻天主圖像、珍寶奇物及《坤輿萬國全圖》等,並獲准在北京居住及傳教。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死於北京,安葬於阜城門外。
利瑪竇是整個古代向中國正式、系統、大規模地介紹西方學術文化的第一人。在傳教時,他十分注意結合中國的禮俗習慣,學漢語,讀儒家經典。同時,以他為首的西方傳教士又同中國的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等合作,將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物理、軍器、醫學、地理、建築、繪畫、音樂、語文、哲學等科學文化知識,大量介紹給中國人(如徐光啟等編著《農政全書》、編譯《幾何原本》等),對推動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劃時代的貢獻,其意義既深且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