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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城市社會階層嬗變
清末民初是中國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重要時期,城市作為近代工業文明的中心,到20世紀,傳統社會原有的社會結構出現了空前的錯動奇觀,城市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隨著晚清社會結構發生變化,新的社會力量開始出現,城市社會裡民族資本家、資產階級近代知識分子和工人開始崛起,逐步走上社會的政治舞臺。近代中國城市社會階層的變遷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帶來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
一、清末民初的城市化過程與社會結構的變遷
晚清社會商品經濟不斷增長,逐漸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進入20世紀初葉,工廠、鐵路、礦山、輪船、電報、銀行都不斷地湧現,人們的生產、生活發生了意義深遠的變化。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諸城市,是中國近代企業最集中的地區,到1911年初,共建立近代企業117家;以武漢為中心的兩湖地區建立企業37家,全國建立的工礦企業有近千家。近代工礦業的發展亦帶動了城市交通運輸業和金融業的發展,到1911年初,全國商辦輪船公司有20家,官商合辦和私人資本開設的銀行已有20家,中國近代城市經濟體系的雛型已初步展現。
上海的發展在近代中國城市發展中是首屈一指的,由於它所處的開埠港口重要地位,隨著對外貿易的開展與租界的擴張,現代工業興起,十里洋場商業興盛,城市規模擴展十分迅速。由於中外企業在上海的建立,使大批因貧苦、自然災害、戰亂而失去生計的人湧入上海,據統計,1894年上海工廠的工人數已達到3.622萬人,為全國第一位。 根據1895年租界的人口統計,英、美、法各租界人口共為29.7797萬人,華界人口為60萬以上,所以這時上海總人口已超過90萬。
上海開風氣於全國之先,其經濟文化的輻射作用,對全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當時的報刊評論指出:“比年以來,上海新事業雖甚無可觀,然自蘇報風潮以後,內地文人頗有受此激蕩,而頑夢因以大蘇,於是,內地有所謂志士者,日以加多。然因受報紙、新書之教育,故內地誌士恆崇拜上海之所謂志士者。上海之所謂志士者,因身處四通之地,聞見自廣,而更事亦多,積歲既久,閱歷亦深,而內地初開化之少年,若與之比較,所遜遠矣。
天津近代伊始,城市經濟還是以作坊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為主,1867年崇厚設立天津機器局,是天津近代工業之始。自清末新政開展以來,天津城市發展尤為迅速,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其督直期間,以“開通風氣”自詡,推行“新政”,他委派週學熙等人,創建了直隸工藝總局、高等工業學堂、勸工陳列所、實習工場、勸業會場和銀元局等官辦企業,鼓勵和扶植紳商集資創辦了毛巾廠、牙粉廠等,在天津,還建立起公園、植物園,“電燈、自來水亦以次設立”[4]。到1911年,天津已有工廠134家。 民元以後,天津又出現了一批頗具規模的大型工廠,如丹華火柴公司(1913)、久大精鹽公司(1915)、恒源紗廠(1916)、華新紗廠(1920 )、永利鹼廠(1922)等大規模的工業企業。 天津以傳統手工業和商業同對外貿易、近代工業相銜接,雖然近代化起步較晚,卻成為近代華北城市化最快的城市,它接納了華北農村大量人口,1803年,天津市內與郊區四鄉人口共26.0017萬人,到1922年,市內人口達到105.2699萬人,加上郊區四鄉人口總計139.356萬人。
青島在光緒中葉還是一個數百戶居民的漁村,1879年,登州總兵駐紮此地後,逐漸成為一小市鎮。開埠通商以後,青島迅速建立了紡紗、捲煙、機器製造、煉油等中外工業企業,到1924年,僅日商開設的工廠就有57家,僱傭華工2萬名。 1902年,青島市內人口僅1.4905萬人,到1917年,猛增到9.15萬多人。 從以上各大城市人口的增長情況,可以看到近代人口城市化的迅猛程度。
近代城市化的發展,帶來了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進入20世紀初葉,清末社會出現了向近代化工業社會轉型的趨向,社會商品經濟不斷增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瓦解,傳統社會原有的士、農、工、商等各社會階層受到商品經濟浪潮的衝擊開始分化。到了20世紀初年,特別是科舉制度被廢除以後,傳統的士紳階層急劇分化,許多開明紳士開始流向“自由職業”,凡舉公司、企業、商務、報館、學會、自治乃至新軍軍部都成為他們的“用武之地”,以至社會中出現了一個“紳商”階層。他們或創辦新式企業,或投資鐵路和礦山開發,成功地躍入民族資產階級行列。由於士大夫階層與官僚和民間資本之間都有密切聯繫,早在1895年,科舉狀元張謇就開始興辦新式企業,正如他後來所回憶的那樣:自甲午中國敗績,“軍國威喪削,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已,……推原理端,乃不得不營實業。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扶植下,1898年,張謇所創辦的大生紗廠開始出紗,張謇由此走上了企業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