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為什么如此繁盛

宋太祖建國時就確立土地私有產權制度，買賣自由，並採取不抑兼并的政策，租佃經營成為重要的土地經營形式。租佃契約期滿後佃農可以自由決定終止或續約[參 70]。人口流動性增強，城市商品經濟發展。有學者認為宋代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參 71]。

宋代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洋、南亞、西亞、非洲、歐洲等地區總計58個國家通商[參 72]。南宋初期對南方的大規模全面深度開發，促成南方地區成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從此完全取代北方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地位。 海外貿易

由於西夏阻隔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代時全國僅於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在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參 88]。宋代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今膠州營海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參 89]。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後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代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佔大宗。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北宋朝廷制定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裡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朝廷還專門制定蕃商犯罪決罰條。現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參 90]。

與宋王朝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裏、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裏、斯伽裏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參 72]。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參 91]。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年間（1064年—1067年）63萬貫，到了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佔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南宋時代，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蔘、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遼國、金國、西夏、越南、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參 92]。賦稅制度

宋朝稅收制度特點是賦重役輕。[參 93]

首先，兵役基本消失。唐中葉以後，均田制破壞，府兵制解體，兵農分離的募兵制逐漸取代兵農合一的調兵制。南宋人王栐說：北宋「兵農既分，軍制大異於古。」募兵制已佔居主導地位。兵源既不像唐代前期那樣調集世襲軍戶，也不像南唐那樣差調全國農民，[參 94]而主要是來自招募和僱傭的普通老百姓，特別是飢民。府兵制雖有殘留，諸如存在於某些特定地區的弓箭手之類的鄉兵，但也不是全國各地的普遍現象。北宋的基本狀況是：職業士兵「以起軍旅」，普通農民「無預征役」。[參 95]政府一般不再「籍農民之身以為兵」，轉而「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北宋人韓琦在比較漢唐調兵和北宋養兵的優劣時說：「杜甫詩中《石壕吏》一首，讀之殆可悲泣，調兵之害乃至此」，進而得出養兵「自有利民處不少」的結論。蘇轍也曾將北宋兵制同前代兵製作對照，稱：「古者兵出於民」，「民之於兵，可謂勞矣」；「近世兵民既分」，「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從當時人這些前後對比和勞逸、利害之論，都是北宋農民大體擺脫兵役負擔的確證。其次，廂軍分擔夫役。北宋農民的主要徭役負擔是包括春夫和急夫在內的夫役。第三，夫役雇法推行。人們通常所稱王安石的免役法或雇役法，指的是差役即職役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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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工商業發達及東京的繁華
北宋雖然外患深重、積貧積弱，但畢竟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全國歸於一統，社會逐漸安定，所以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宋初幾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將近一倍。當時鐵的年產量遠超唐代，造船、造紙、印刷業技術更為先進，產品頗為精美。北宋時，都市商業十分興旺繁榮，十萬戶以上的城市達四十多個，而宋都開封更成為全國的商業中心。
開封在北宋時又稱東京(東都或汴京)。據記載，東京的手工業、商業多達一百六十行，沿街店舖林立；鬧市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通宵不絕。在京都市場上，各地貨物琳瑯滿目，甚至日本、朝鮮、阿拉伯等國的商品亦有買賣。而北宋為了應付貿易及商業發展的需要，還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其社會經濟的發達，由此亦可見一斑。
宋人孟元老曾撰《東京夢華錄》，詳盡描寫宋東京的繁華，當時開封城中有鬧市、有酒樓、有茶館、有妓院，城中夜市至三更方盡，五更時分又再燃燈開張，夜以繼日，人煙不斷，可謂「不夜城」。此外，畫家張擇端還畫了一幅《清明上河圖》。上河是宋時民間對清明祭祖墳之謂，意同「上塚」。該畫描繪出清明時節東京東角子門內外及汴河兩岸的繁榮熱鬧景象，但見橋上車水馬龍，商販雲集，行人絡繹不絕，在在表現出當時中國第一都會的繁榮興盛。
南宋工商業發達及臨安繁榮
南宋雖然偏安一隅，並常受北方的金、元所侵，但其工商業卻十分發達。
製瓷業在南宋有大幅發展。本來北宋時江西景德鎮製造的青白瓷器已馳名全國，至南宋北方名窯的許多工匠遷移到南方，給當地製瓷業帶來雄厚技術力量和優良的新工藝，於是南方的青瓷白瓷工藝水平大大提高，產品數量亦大幅增加，使江南成為製瓷業的中心。
紡織業是南宋另一重要手工業部門。南宋統治下的江浙和四川地區早就以產絲織絹著名，南宋初為同西南各少數民族交換馬匹，官府又在成都的應天、北禪、鹿苑三寺設織造工場。於是全國絲織業均普遍發達，技術、產量大為提高。
南宋為增加財政收入，積極發展海外貿易，促使造船業的進一步發展。據吳自牧《夢粱錄》說，當時杭州周圍的海道裏，行駛著各式各樣的船隻，航運異常繁盛。沿海對外貿易港口建有相當規模的造船工場，在海上航行的船每艘可容數百人至上千人，反映出當時造船及航運技術的進步。
隨著手工業的發展，南宋的商業也進一步繁榮，尤其是海外貿易方面。當時同南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五、六十個。從海外運入南宋的貨物計四百種左右。由南宋輸往海外的商品，則以絲綢及陶瓷器為大宗。泉州、廣州和明州是當時海外貿易的主要口岸。
工商業的發達，亦令貨幣的流通量大增。為了方便交易，南宋在北宋「交子」的基礎上，進一步發行「會子」等紙幣，開創了中國貨幣史的一個新紀元。同時，南宋境內許多商業城市都呈現一片繁華的景象。都城臨安為當時國內最繁榮的城市。在臨安城內，自大街到各個坊巷，大小店鋪連門皆是。大街上的買賣晝夜不絕。臨安的外城，東西南北各數十里，也都人煙聚集，百物繁盛。據計南宋中期臨安及其屬縣每年收稅一百二十萬緡，相當於北宋景祐年間全境歲收商稅總數的四分之一，可見當時臨安的商業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