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刺秦始皇

張良復仇：博浪沙刺殺秦始皇

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張良的第一次亮相就顯得光彩照人，不同凡響。

張良以一個復仇者的身份登場。張良是南韓人，張家“五世相韓”，可想而知，張良對南韓感情相當深厚。雖然父親早逝，但張良以一個貴族子弟的身份，仍然相當幸福地渡過了童年和少年。大約在張良二十歲時，秦滅韓，國破家亡的厄運突然降臨。從此張良便有如生活在地獄之中，心靈充滿仇恨，一心要為南韓報仇複國。當時家中還有奴僕三百人，張良完全棄之不顧，弟弟死了，也沒有心思為他好好地下葬。“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贏。召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現在張良離家出走，浪跡天涯，帶著他的全部家產足有萬金之資，到處尋訪他的荊軻。據說曾經“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終於給他找到了一個大力士。張良為大力士鑄造了一個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鐵錐。秦始皇二十九年，張良和這個大力士潛伏在“博浪沙”這個地方，用那只一百二十斤的鐵錐投向秦始皇。遺憾的是，由於距離太遠，這一錐“誤中副車”。

張良刺秦皇，不如荊軻刺秦王來得有名。荊軻刺秦王，由於一再被史家與詩人所歌頌，現在已經婦孺皆知，深入人心，其實張良並不比荊軻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實際上，不論是荊軻刺秦還是張良刺秦，這件事的結果都是失敗，並無差別，有所不同的是他們行動的方式和風格，而這種方式與風格是值得比較的。

第一，有意識與無意識。荊軻刺秦，本來不是自發自願的有意識的復仇行動。荊軻這個人的特點，無非就是認死理，敢豁命，武功好，酒量大；韓信評價項羽的八個字“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可以原封不動地用在荊軻身上。由於被燕太子丹的小恩小惠所收買，荊軻抱定“君子死知己”的僵化信念，心甘情願地當了工具和炮灰。張良可不像荊軻那樣，他有目標——刺秦不是出於個人恩怨，而是為了復韓，這起點就比荊軻的私人的報恩來得高；有計劃——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精心的籌劃，不像荊軻激于一時義憤，倉促成行；有步驟——散家財，尋刺客，鑄鐵錐，定奇策，行狙擊，退江湖，這與荊軻寄希望於偶然的僥倖心理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奇”與“正”。表面看來，荊軻“提劍出燕京”，直接找上秦始皇，面對面地單挑獨鬥，一決生死；張良不願以卵擊石，有意避開正面衝突，隱伏野外，伺機而動，突然襲擊，顯得有些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有些不太光明正大，而一旦功敗垂成，立即拔腿就溜，更是毫無“氣概”，一點也不“英雄”。其實，荊軻用“正”，那是常人的思維，直來直去，按部就班，有進無退，往而不返，結果死得愚不可及，毫無意義，還不如一隻螞蟻；張良用“奇”，則符合老子“曲則全”的智慧，謀定而後動，功成而身退，其行事方式顯然高明得多。當然，張良刺秦之舉是失敗了，沒有“功成”，只有“身退”，但即便是“無功而返”，難道不比同樣無功卻白白搭上一條性命來得有意義嗎？

第三，無名與有名。在對待生死問題的態度上，張良與荊軻也大不相同。正如陶淵明《咏荊軻》的詩句，荊軻“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明知自己必死無疑，仍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中不乏世俗的算計，即甘願拼著一死，換來流芳百世。這也難怪，荊軻本來就沒有更為崇高的目標，現在不如乾脆豪賭一把：無論我刺秦成功與否，只要舍卻一身臭皮囊，就算已經報答過“知己”了，至於還能博得響亮的“後世名”，那就是額外的賺頭了。的確，荊軻死得可謂“轟轟烈烈”，激動人心，令人同情，正如陶淵明所謂“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然而荊軻之死，除了給後人提供了審美的可能性和讓秦王再一次慶祝成功，簡直毫無價值可言。張良則有更高的目標，長遠的打算，欲留有為之身，行有為之事。這就是“滅秦”和“復韓”。至於世俗的評價，後世的聲名，那就不是張良所要考慮的了。所以張良決不輕生，甘於無名。不為世俗聲名所累，善於安排自己的死亡，這正是古代道家所推崇的人生態度。總之，張良的人生態度和行事風格，在刺秦一幕中便已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