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只是校園理想派,幹不出實事。而毛澤東思想也一早被鄧小平推翻了,只是天安門仍然掛毛澤東像而已,就好像中國共產黨已非共產主義,走資了,只是名為完全市場經濟而已,只是共產黨為保權力,不敢改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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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國共合作后,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后。同時在中共黨內,他主要負責農民工作,根據湖南農民的經驗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組織農民。陳獨秀反對該文章裡表示的意見,並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它。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中稱“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雖然我們之間的斗爭直到1927年才達到高潮。”
在該時期,毛澤東與陳獨秀的分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運動與土地革命問題。在大革命中,毛澤東基於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十分重視農民運動,認為農民運動“好得很”。而陳獨秀對中國國情相對比較隔膜,認為農民運動“糟得很”、“過火”。時隔十余年后,毛澤東對此事依舊耿耿於懷,“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比較徹底地把農民運動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開展反對地主的階級斗爭,那麼,蘇維埃就會在全國范圍早一些並且有力得多地發展起來。”
2.國共合作問題。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的時候,盡管蔣介石已經發動反革命政變,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作的政治報告中,依舊對國民黨抱有幻想,主張退讓,導致大革命功虧一簣。對於此事,毛澤東認為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
3.領導作風問題。陳獨秀在他的政治行為中表現出了自信甚至自負的一面,中共創始人之一李達甚至認為其具有“惡霸作風”,不免傷害到同志的自尊心。毛澤東與斯諾談話中是這麼指責陳獨秀的:“在那個時候,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綜上所述,毛澤東與陳獨秀他們之間關系的演變,與當時中國革命的形式和命運密切相關。兩個人起點相近,繼承了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沖決網羅”的精神,不滿於社會現狀,力圖改造中國社會。在陳獨秀的帶動下,毛澤東與其幾乎同時成了共產主義者。開始,他們因思想相近、目標相同而成為師生,進而又成為同志﹔但后來又因為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差異和對斗爭策略選擇的不同而分道揚鑣。兩人命運的迥然不同,也暗示我們隻有正確把握社會的發展方向,才有可能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否則,隻會成為歷史的棄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