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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於1891年12月17日生於上海,父胡傳(1841-1895)時任淞滬厘卡總巡,不久調任台灣。胡適隨母到台,甲午戰起,乃返回績溪上莊。他四歲喪父,母親是繼室,只生胡適一子,23歲起守寡撫孤。胡適有異母兄、姊各三人。三位姐姐都嫁在本縣,大哥不成器,二哥胡紹之(1877-1929)略讀書,明事理,主持家業。三哥自幼體弱,27歲早逝。在家中,除了母親之外,對胡適最有影響的是他的二哥。胡適自述,他一生最感恩的兩個人,一個是母親,另一個就是他二哥。
1904年春,胡適陪他二哥到上海治病,隨即留上海讀書。離鄉前,母親為他訂下鄰縣旌德江村的一門親事,女名叫江冬秀。
胡適初入梅溪學堂,翌年轉入師資較好的澄衷學堂。在澄衷的次年,因抗議學校開除一個學生,憤而轉入中國公學。中國公學是由一批留日學生為抗議日本文部省「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歸國自辦的,校內充滿進步和革命的氣氛,同時盛行普通話。1908年,發生學潮,胡適參與其中,並與幾百名退學青年另辦中國新公學。到新公學,他成了低年級的英文教員。在上海六年多,胡適結識了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在讀書方面固有長益,而在人生歷練方面,則得益更多。
1909年11月,中國新公學解散後,胡適一度心灰意冷,幾致墮落,在好友勸戒鼓勵之下發憤讀書,預備留學。1910年6月北上,考取官費留美。8月渡海抵美,9月入康奈爾大學農科,1912年初改入文科。1915年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從杜威學哲學。1917年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後返國。在美留學七年中,胡適廣泛深入地參與美國人的社會文化活動,到處交朋友、發表演講和文章,使他對美國式的西方文化有了很深入的了解。這期間他已開始與朋友討論文學革命的問題。
新文化運動是以陳獨秀所辦《新青年》雜誌為中心、鼓動起來的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但其真正成為蔓延全國的文化運動,實以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開始的。胡適於當年夏天歸國,隨後即就任北京大學教授,並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因他在倡導文學革命、思想革命和教育改革等諸多方面都發揮領導作用,因而成為與陳獨秀齊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從而也奠定了他在此後數十年中作為知識界領袖的地位。
1926年7月,胡適為參加中英庚款諮詢委員會的會議,取道莫斯科往英國。12月底轉赴美國。1927年4月渡海回國,途經日本時略作停留。時「四.一二」政變發生,國共分裂,國內局勢面臨重大的變化。胡適決定不回北大,暫居上海。先在光華大學任教授。1928年4月,接任中國公學校長,是時與朋友創辦《新月》雜誌。後因批判國民黨蹂躪人權而得罪當局,1930年5月辭去中國公學校長,11月攜眷北上,重返北京大學任教。在上海的三年多裡,胡適在學術方面主要致力於中古思想史和禪宗史的研究。
與國民黨當局的衝突,導致胡適於1930年5月辭去中國公學校長的職務。1930年11月,胡攜眷北上,在北京定居下來,並再次就任北京大學教授。1932年初,胡適接任為北京大學文學院長。從此,他成為擔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最倚重的人物,在「九.一八」事變,特別是1935年「華北事變」之後,在日寇侵逼、學生運動不斷的情勢下,勉力維持北平及華北教育於不墜。這期間,胡適除教書做學問之外,又創辦《獨立評論》,和他的朋友們一起討論時局,發表政見。此外還先後兩次率團出國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利用民間性的國際講壇,向世界解釋中國人對中國問題及太平洋區域國際問題的立場。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兩天後應邀南下,參加蔣介石主持的廬山談話會。此前,在對日問題上,胡適一直保持低調,至是時,當局表示要抗戰,胡適才逐漸改變態度,擁護抗戰。9月,受蔣介石之托,出訪美、歐諸國,宣傳中國抗戰,爭取援助。次年受命擔任駐美大使。在任期間為爭取美援,爭取美國朝野對中國抗戰的決心和意義的了解,奔走不懈,頗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以及各界領袖人士的尊重。1942年9月,胡適卸去大使任,仍留居美國,重操舊業,做起歷史考證的學問。直到抗戰勝利後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於1946年返國。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結束,9月,國民黨政府任命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歸國前請傅斯年暫代。1946年,胡適返國就任。由於國共內戰的關係,整個教育系統均處於飄搖狀態,北京大學的經費不濟,國民黨特務時常抓捕學生,因而尤受學潮困擾。胡適曾一度萌生辭職之意,經教育部挽留和朋友的勸止,乃勉力維持到1948年。是年12月,在解放軍包圍北平的情勢下,倉卒離開,飛赴南京。在任兩年多,無所施為,每憶及此,胡適均感悵悵。
2012-10-10 23:12:26 補充:
1948年12月,胡適匆匆離開北平南下。這時國民黨政權即將垮台的形勢已經很明朗了。1949年4月,胡適把家屬安頓台灣後,啟程赴美。蔣介石原指望他再度到美國爭取援助,但胡適到達美國的第三天,南京「總統府」上的旗幟便落地了。此後胡適便寓居美國,除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任館長兩年之外,一直在紐約租屋居住,繼續搞他的《水經注》案考證。中間曾數次回到台灣參加「國大」和講學。直到1957年,獲任為中央研究院院長,1958年回台就任。但他的心臟病屢發,身體大不如前。1962年病逝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