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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的成分極為復雜,既有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小商販和運輸工人等下層人民,也有部分官軍、富紳甚至王公貴族,後期也混雜進了不少流氓無賴,“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使得義和團的組織極為鬆散,不利於集中力量打擊敵人。
據陳貴宗《義和團的組織和宗旨》所說,義和團的組織大致分為:
1.壇,是義和團的基層單位,又稱壇口,有“廠”、“爐”、“團”、“公所”等稱呼。首領一般稱大師兄。
2.總壇,設天津“坎”字總壇。為壇的上一級單位。
3.門或團,為總壇的上一級單位。義和團按照八卦方位分為八門(團),如“乾字門(團)”、“巽字門(團)”等。
4.義和團,是由所有義和團員共同組成的一個鬆散組織。
此外,義和團還有“紅燈照”“藍燈照”“黑燈照”(寡婦組成)花燈照(妓女組成)等婦女組織義和團內部又可分為官團,私團與假團。
所謂官團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撫,向清政府掛號,接受清廷官員的統率,領取其糧餉。官團得到清政府的承認,聽從其調遣。承認官團是清廷控制義和團的手段。
私團則大多系團民自發組織,帶有很大的獨立性。自行設壇或從事“滅洋”鬥爭。
假團則有其復雜性,一般說來,義和團是一個幾乎人人可以加入的鬆散的組織,但實際上,有很多義和團組織被清政府以“偽團”,“假團”的名義鎮壓。“假團”分兩種情況,一是不服從清政府的統治並對其構成威脅,因而被消滅,是其鎮壓和消滅義和團的藉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義和團橫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壇附和,或仿效裝束,魚肉良善。” (《天津一月記》)後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義和拳會,各處尋仇殺人,北京西城尤多”(《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直北一帶,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齣行劫。有被獲者,自稱義和團,則地方官即釋之。”(《庚子記事》)。
義和團有自己的一套紀律,既有官方頒發的十條團規,也有自己獨特的規定,如“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殺洋人、滅贓官,行於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顧,遇同道則合十”等。這些戒規在初期得到了較好的遵守,當時有人的記載就說明瞭這個問題:“看其連日由各處所來團民不下數萬,多似鄉愚務農之人,既無為首之人調遣,又無鋒利器械;且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面而已。既不圖名,又不為利,奮不顧身,置性命於戰場,不約而同,萬眾一心;況只仇殺洋人與奉教之人,並不傷害良民;以此而論,似是仗義”(《庚子記事》),有時義和團甚至擔負起維持治安的責任,如“ 刻有聶軍門所統之武衛軍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處搶奪。經匪首曹福田拿獲二十餘人,皆殺死。”(《天津拳匪變亂紀事》)。義和團運動後期,由於成員日益復雜,出現了許多違法亂紀的現象,但連後來的清政府上諭也不得不承認“……淶涿拳匪既焚堂毀路,亟派直隸練軍彈壓。乃該軍所至,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拳匪專持仇教之說,不擾鄉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愛匪,匪勢由此大熾,匪黨亦愈聚愈多”
對義和團後期紀律敗壞的記載:“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滷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銼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
義和團爆發的根本原因:19世紀末,各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邊疆和鄰近國家,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的危機。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向中國大量輸出資本,在政治上則強占“租借地”和劃分“勢力範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熱潮。在文化上他們通過教會深入中國城市和鄉村進行侵略活動,使民族危機愈加嚴重,終於爆發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小原因:1899年10月上旬,山東平原縣杠子李莊,因教民欺壓群眾,義和團便沖擊當地的教堂。知縣蔣楷派兵前往鎮壓。朱紅燈率團民二三百人(一說近千人)與清軍進行戰鬥,將其擊敗。
失敗的根本原因:義和團運動的領導階級是農民階級,基本群眾是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提不出切合實際的革命綱領。最初,他們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屢遭清政府的鎮壓。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義和團把鬥爭的矛頭直指帝國主義,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由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為了躲開義和團運動打擊鋒芒,被迫採取假宣戰,真投降的欺騙手法,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鎮壓義和團運動,使義和團處於內外夾攻的境地。 在國內外敵人的夾擊下遭到了失敗。 客觀原因: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即主要原因) 主觀主觀:“扶清滅洋”中的“扶清”使義和團喪失了應有的警惕,盲目的排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