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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南宋的經濟發展初期還未完善,及後臨安的建設穩定繁榮等而使到整體經濟發達,並非港口貿易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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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工商業發達及臨安繁榮
南宋雖然偏安一隅,並常受北方的金、元所侵,但其工商業卻十分發達。
製瓷業在南宋有大幅發展。本來北宋時江西景德鎮製造的青白瓷器已馳名全國,至南宋北方名窯的許多工匠遷移到南方,給當地製瓷業帶來雄厚技術力量和優良的新工藝,於是南方的青瓷白瓷工藝水平大大提高,產品數量亦大幅增加,使江南成為製瓷業的中心。
紡織業是南宋另一重要手工業部門。南宋統治下的江浙和四川地區早就以產絲織絹著名,南宋初為同西南各少數民族交換馬匹,官府又在成都的應天、北禪、鹿苑三寺設織造工場。於是全國絲織業均普遍發達,技術、產量大為提高。
南宋為增加財政收入,積極發展海外貿易,促使造船業的進一步發展。據吳自牧《夢粱錄》說,當時杭州周圍的海道裏,行駛著各式各樣的船隻,航運異常繁盛。沿海對外貿易港口建有相當規模的造船工場,在海上航行的船每艘可容數百人至上千人,反映出當時造船及航運技術的進步。
隨著手工業的發展,南宋的商業也進一步繁榮,尤其是海外貿易方面。當時同南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五、六十個。從海外運入南宋的貨物計四百種左右。由南宋輸往海外的商品,則以絲綢及陶瓷器為大宗。泉州、廣州和明州是當時海外貿易的主要口岸。
工商業的發達,亦令貨幣的流通量大增。為了方便交易,南宋在北宋「交子」的基礎上,進一步發行「會子」等紙幣,開創了中國貨幣史的一個新紀元。同時,南宋境內許多商業城市都呈現一片繁華的景象。都城臨安為當時國內最繁榮的城市。在臨安城內,自大街到各個坊巷,大小店鋪連門皆是。大街上的買賣晝夜不絕。臨安的外城,東西南北各數十里,也都人煙聚集,百物繁盛。據計南宋中期臨安及其屬縣每年收稅一百二十萬緡,相當於北宋景祐年間全境歲收商稅總數的四分之一,可見當時臨安的商業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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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等市舶司的設立
為促進海外貿易的發展,以及增加稅收,南宋於沿海重要港口都遍設「市舶司」。
「市舶使」一名起源於唐代的廣州。至宋代普遍採用「市舶司」之稱,設立於廣州、泉州、明州、杭州等七、八處,是為管理外貿的機構。「市舶司」長官名叫提舉市舶使。其下分設於各地的支司為「市舶務」或「市舶場」。市舶司的職務是「掌蕃貨海舶徵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首先,海舶入口之後,將其貨物加以檢查,按物徵稅。然後選擇其中貨物的一部分,由政府以官價收買。這種徵稅與收買的手續,通稱做抽解。遇到國家統制的專賣(禁榷)品,則完全予以收買,包括香料、藥材、寶貨。市舶司的另一職責是向船商發給公憑引目,上載貨物及數量,船貨經抽解後,所餘留的貨物,船商便可憑此出售證自由售貨。至於其他工作如防止違禁品偷運出口、禁止本國的商船前往不准通航的國家等,也都歸市舶司負責。
在宋代設有市舶司的港口,以廣州、泉州,明州三地最有名。其中泉州在南宋末年更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之一。泉州在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已設置了市舶司。此後,其港口海舶雲集,雜貨山積,客商廣至。該處不僅有道教、佛教、回教、摩尼教乃至基督教的寺院,更有古代埃及、印度以及希臘的雕刻和建築,是中外貿易文化交流的著名港口。值得一提的是,泉州當時一定有不少蕃人的後代或混血兒。今天,由那些深目高鼻的閩南人身上,不難聯想到昔日泉州港中外交往和交流的繁華盛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