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如何扭轉?

現時香港之狀況，是因政府之高地價政策下所產生。在過去20-30年間，樓價增幅近百倍，而薪金增幅只幾倍，明顯落後過樓價很多。這樣下去，就愈來愈多無樓人士跌落實貧窮線。政府一日不改高地價政策，相信市民之生活祇會愈來愈困難。
其實現時政府可能無力改變(因財團財力已太強)；可以嘗試加重利得稅或增值稅，多收之稅款就回饋市民，這亦算是治標之辦法。雖不能治本，但亦可舒緩市民之壓力，市民都可安心生活。

為什麼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聖經》馬太福音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這次的聖經句子，提到了富裕的外延效應，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尤其在全球化的年代，成就更可以跨越不同領域，律師可能擅長資訊科技，成為企業捍衛商業利益的主力，畫家可能還是個冒險家，像劉其偉一樣深入蠻荒，研究人類學。因為競爭已經不限於國內與同質性對手，個人的專長透過跨界，更能發揮原來專長。耶穌說這個故事，好像很不近人情，其實，真實世界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林書豪現象，讓大家驚訝運動員在體能之外，還能兼顧課業，大家對於NBA的看法，誤解運動員頭腦簡單，其實不奇怪，很多運動員其實都是很聰明的，但是美國過去黑人的升學之路並不順暢，這些聰明的運動員，只好靠著實力，在運動界發展。林書豪本身學業成績很好，且因為有籃球專長，被哈佛選上之後，除了繼續打籃球，還修經濟學與社會學，他發揮天賦，兼顧兩種能力，完成哈佛學業，同時勤練籃球，打入NBA， 印證了只要努力去爭取，天賦的才華更能發揮，就能有更多的成就。

如何扭轉?
小人物尋找僅有的機會；大人物創造無窮的機會！
小人物將任何一次失敗都視為意外損失。所以他們痛恨失敗，甚至放棄種種機會以迴避失敗。他們的人生也因為平淡而缺少光彩。
大人物對失敗的理解是暫時不順利。所以當事情不順利時，他們並不感到意外，同時決定，改進方式再試一次，直到成功。
小人物只看重眼前的人和事，這正是他們急功近利的原因，他們相信“到手就是財”，對未來收益根本不敢抱太大的指望。
大人物將目光至少放在未來五年的發展上，並預先判斷可能遇到的問題和可以利用的機會，所以在機會來臨時也不會錯過。
什麼是大人物？就是那些憑傑出人格受到人們稱道、敬仰和效法的人，以及那些憑正當手段取得傑出成就的人。什麼是小人物？就是那些貪圖安逸、不思進取、終生碌碌無為的人，以及那些憑不正當手段謀取私利而受人唾棄乃至身敗名裂的人。
改變是一點一點發生的。
發生變化的原因經常微不足道，產生的結果卻十分驚人。

大人物比普通人多了一點什麼？或少了一點什麼？
你也許會產生疑問：真的嗎？這些習以為常的事情真的能改變每個人的差距嗎？真的能造成天壤之別的結果嗎？當然是真的！大人物並不需要從某個山洞裡找到不為人知的秘笈，他們只是在尋常小事上比別人做得好一點點，於是成就了一生。

為什麼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主導性權利調配不均, 冨者持有絕大份數既"話事權而貧者只有"接受權".

如何扭轉?
辟除貧者自卑心態, 加重貧者主導說話權利.

富者愈富2007年12月31日星期一，《國是港事》版刊登了第一篇《新香港人》的專欄文章。那位作者叫Kris，1989年出生，當年剛剛拔尖進了中文大學。他是一個博客，我從網上發掘了他。

當年，全港沒有多少人會談「八十後」問題，但呂大樂教授的《四代香港人》卻已在「八十後」之中引起廣泛討論。《國是港事》版推出《新香港人》專欄，便是想在主流媒體引入不同年青人的聲音，希望長輩聽一聽。

2009年年中，我們還把80多篇《新香港人》文章和300多個網上讀者回應整理結集為《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可惜直到去年爆發「反高鐵」示威，社會才對「八十後」如夢初醒。

今年，Kris快要大學畢業了，《新香港人》的文章已累積了160多篇了，社會上無疑對「八十後」多了討論，但長輩對年青一代的瞭解呢？我們記憶猶新的是，唐英年在不久之前，才對像Kris一樣的年青人訓話，說他們「剛愎自用」、「關上門做皇帝」。看來《新香港人》的使命還未完成，我們仍須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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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新聞透視》最近製作了一個節目叫「透視三十年」，首集題目「上游．下游」 ，討論社會的階級流動問題，訪問了黎智英和梁振英。

黎智英小時候從大陸來香港，十二歲在工廠當童工，其後創辦了服裝連鎖店和傳媒集團，版圖已從香港伸至台灣。梁振英大學畢業後加入測量師行，三十出頭便成為該行二百年來最年輕的合夥人，現在有意競逐行政長官。

我最感興趣的部份，是記者分別向他們問了同一個問題：如果你出道在今天，你還會有這麼成功嗎？

黎智英梁振英：今天機會更多

黎、梁二人不約而同答「會」，而且十分肯定：今天的機會比當年多得多。

「八十後」一定覺得他們在說風涼話，誰都知道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經濟增長最快的黃金盛世，各行各業雞犬皆升，機會豈會不及今天。但細想一下，他們說得沒錯：今時今日，只要能出類拔萃，得到的回報遠比三十年前巨大。

手上沒有香港的數據，但可以參考《經濟學人》兩週前一篇文章談及美國的貧富懸殊：在七十年代，收入最高的五分一人口，薪酬增幅是14％，最低的五分一人口，是9％。到九十年代，首五分一人的加薪幅度躍升至27％，但最低的五分一，只增加10％。換言之，窮人沒有變窮，只是有錢人的財富增加速度加快了。

再看另一個同樣是美國的數據：在1980年，首1％收入最高的人，比餘下九成人口多賺十倍；到2006年，他們能多賺二十倍！這不再是"haves"和"have-nots"的問題；是"haves"和"have-mores"的問題。

想想科技（尤其互聯網）帶來了多少資訊、資金和交通的便利，還有中國和印度崛起所帶來的龐大市場，就會明白，黎智英、梁振英若出生於1981年，三十年後，他們的財富和成就，很有可能會比今天更豐碩。

新一代：不是沒機會　是欠平等

這樣看來，今天「八十後」嚷嚷的，不是機會不夠──對「叻仔」來說，今天的機會一定比三十年前多──而是最頂尖那1％「叻仔」，和餘下那九成人之間的差距，被跨張地倍增了。「八十後」不止在抱怨「沒機會」，更是在投訴「欠平等」。三十年前一個中游分子，今天會覺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今天一個中游分子，三十年後也會覺得自己過得比窮人好，但和富人之間的距離，卻將非常遙不可及。富者愈富，貧者即使生活質素沒變，相對之下也會覺得自己比以前更貧窮，對社會的不滿亦由此而生。

對「八十後」來說，社會的貧富懸殊令他們憤怒，行業之間的貧富懸殊更令他們沮喪（同樣是會考狀元和大學畢業，試比較從事傳媒和從事投資銀行的薪酬差距）。政府要著手解決的不是令那最頂尖的1％過得更舒服，或令財富更加傾斜於金融和地產業，而是如何使其餘九成人口感到有出路、有機會。面對類似問題，美國的奧巴馬總統至少提出了「衛星時刻」"Sputnik moment"的口號。香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