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東漢衰亡,宦官和州牧誰要付上最大責任?

應該是外戚及宦官都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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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被不懂治國的人推向深淵
宦官是皇帝的奴才，伺候皇帝是把好手；外戚是皇帝的親戚，只是因自家的女眷而取得富貴。他們都不懂得治理國家，一旦操縱起國家的政治，只能把國家引向深淵。而他們所處的地位，又使他們極易操縱國家政治，這正是東漢政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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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人救不了東漢
東漢黨人的活動，雖然是為本集團爭得政治上的利益，但他們反對當時政治中最腐朽的宦官勢力，在客觀上有利於東漢政治肌體的健康。因此，黨人的出現，是東漢污濁政治中的一絲清新，是東漢垂死王朝的一線生機。黨人的失敗說明了東漢王朝的不可救藥，與死人同疾者無再生之理，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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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宦官之爭
外戚、宦官之爭是東漢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東漢迅速由盛入衰的一個重要原因。章帝死後，和帝繼位(88－105)，從和帝至靈帝(167－189)，即在東漢後期的大約一百年間，外戚、宦官交替專政，相互傾軋，使朝政陷入極端黑暗、混亂之中。
自和帝起，東漢有十個皇帝均係沖齡即位、短命而死。每次幼主登基，多由太后臨朝聽政。太后必然要重用自己的家族，造成外戚專權。通常是由太后的父兄擔任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同時掌握了軍權和尚書台的監察、行政權。外戚專政，削弱了皇權。君主一旦成人，要掌握實權，就必然尋求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因在外戚當政下，朝臣多被其控制，皇帝只能依靠身邊最親近的宦官來翦除外戚。於是，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對外戚的鬥爭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便發展為一種政治勢力，形成宦官專政的局面。不久，皇帝死了，新的幼主即位，又是太后臨朝、外戚專政、排斥宦官，然後是宦官翦除外戚、取代外戚專政，如此周而復始、循環不已。東漢後期就是在這種戚宦相互傾軋、交替專權的局勢下度過的。
如果要用兩個字來形容東漢的外戚和宦官，可用「虎」、「狼」二字。外戚是虎，宦官是狼。東漢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甚至是「虎狼同往並進」，一起把東漢政權撕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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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的黨錮之禍
東漢的政治自明、章以後，因外戚、宦官之爭，日益黑暗。一些士大夫對此痛心疾首。他們對於宦官的專橫尤其痛恨，並時加抨擊。宦官見自己的「尾巴」被踏著，乃對士大夫作出反噬，遂釀成「黨錮之禍」。
東漢的「黨錮之禍」，是指專權的宦官藉皇帝之力，將反對他們的士大夫和太學生誣告為「黨人」而加以禁錮。大規模的「黨錮之禍」共有兩次，分別發生在桓帝、靈帝時。公元166年，朝臣李膺、陳蕃和太學生郭泰、賈彪等聯合，猛烈抨擊宦官亂政。操縱桓帝的宦官就矯詔以「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的罪名，把李膺等二百多名「黨人」關進監牢，後來雖赦歸故里，卻禁錮終身，不准為官。靈帝即位後，外戚竇武專政，起用「黨人」，並與太傅陳蕃合謀誅滅宦官。結果事洩，竇武、陳蕃被害，宦官再次大肆捕殺「黨人」，被囚監、殺戮及流放的達六、七百人，並且株連及五族、師生，全部免官禁錮。其波及之廣、殘害之深，比第一次「黨錮之禍」更厲害。
「黨錮之禍」在東漢後期的朝野間造成很大的震動。它使賢良忠義之士多受株連、慘遭迫害。士人目睹黨禍之慘烈，為之寒心，便不問政治，明哲保身。
如果說戚宦之爭是東漢政治的傷口，黨錮之禍則是在這個傷口上剜上一刀，使這個傷口更傷、更痛，把東漢進一步推上死亡的邊緣。

宦官付上最大責任論點:
1.宦官干政
(東漢第四任皇帝漢和帝劉肇。他與宦官鄭眾聯合，逼迫外戚竇憲自殺，開啟東漢宦官專政之門第六任皇帝漢安帝劉祜，皇太后鄧綏聽政，鄧騭封上蔡侯，劉祜跟宦官李閏、江京合謀，逼迫外戚鄧騭自殺。)
2.持有皇帝立廢大權
(第七任帝北鄉侯劉懿逝世時，宦官孫程、王康、王國發動政變，迎立漢安帝的兒子漢順帝劉保登基，從此宦官持有皇帝立廢大權。)
3.同外戚糾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