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麼是中國新文學之父? 急!!!

在中國，魯迅是一位地位獨特的作家。大多數人承認他是最重要的現代作家之一。大多數人認為他文筆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學」的奠基人。他的小說使用富有創造力的形式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國社會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闡釋，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散文詩集《野草》被認為是當時少有的展現出現代主義特質的作品；其雜文，由於特殊的發表環境，在嬉笑怒罵的文字背後蘊含著堅定的政治立場的。這一政治立場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是魯迅思想中最為複雜的地方之一。葉公超寫《關於非戰士的魯迅》—文，發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報》增刊上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中國共產黨因政治需要而對魯迅有高度評價。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魯迅評價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9]，並將中共在延安創辦的文學院取名魯迅文學院，後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共產黨掌權後，魯迅的文學地位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高度肯定。魯迅的眾多文章被選為大陸中小學語文教材的課文。現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魯迅研究機構和專門的魯迅研究雜誌。不過，據2001年出版的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1957年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表示，如果魯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但毛澤東曾於同年3月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因此毛澤東對羅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對魯迅敢說真話的讚賞。1950年曾有讀者向《人民日報》提問：「如果魯迅活着，黨會如何看待他？」當時任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親自回信答覆「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的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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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1881－1936）本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他出生在封建統治日益腐朽、中華民族飽受屈辱的年代，年輕時相信醫學救國，曾東渡日本學醫。後來，他改變了想法，認為拯救民族的靈魂更為緊迫，於是棄醫從文。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夕出現在思想文化戰線，成為文化新軍的旗手。他在小說、雜文、散文等諸多領域都有嶄新的建樹，作品思想深邃，為中國現代文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資源。
　　為了弘揚魯迅的文化業績，中國大陸以培養青年作家為宗旨的文學院就是以他命名的，中國作家協會設有以魯迅命名的大型文學獎，而北京、上海、紹興、廣州等魯迅生活過的城市也都設有紀念機構。
　　在新文化運動的黎明期，魯迅不僅用自己的作品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而且還領導、參加、支援了一批進步的文藝社團，培養、造就了一支文藝新軍。比如，魯迅參加過新青年社、語絲社、領導過莽原社、未名社以及支援幫助過新潮社、文學研究會、淺草社、沉鐘社等。魯迅在北京時期出版的作品有小說集《吶喊》、《彷徨》，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譯文集《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等。這些作品內容上體現了五四時期的科學、民主精神，形式上又體現了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有機溶合，具有鮮明的獨創性和民族性，因而被譽為文化新軍中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關於魯迅，共產黨給他的桂冠有「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民族魂」，「新文化革命的旗手」「反封建反迷信反獨裁」革命中「骨頭最硬的」人，「最瞭解中國的兩個半人中的一個」。隨著歷史史料的挖掘，人們越來越看清了月亮背後那一面的真實魯迅。有人說，他從沒提出過甚麼新思想，怎麼能稱為思想家？他那零散的一點雜文小說，也不夠稱之為文學家；作為革命家，他的骨頭硬在哪呢？用魯迅自己的話說，他不是與主人作戰的，他只與主人的走狗和替補走狗作鬥爭，從這個作戰對象的選擇上，我們不難看出他是怎樣的一位革命家，難怪在其他革命家艱苦作戰時，他卻在上海租界享受著高貴的生活。 當然這些桂冠都是共產黨後來給加的，魯迅就是那個命運坎坷不幸的周樹人而已。魯迅少年喪父，家道日趨衰敗，天性敏感多疑怪癖的他對於這世道炎涼人情冷暖，做出的是完全負面消極的回應，比如他的婚姻，魯迅25歲時完成包辦婚姻，可婚禮後第二天他就返回日本，婚後的他常年過著鰥父般的生活，32歲時他給自己在紹興的書房取名為「待死堂」。他活得很苦很累，甚至人們傳說他因偷看弟媳洗澡而被周作人斷絕了兄弟關係。魯迅一生都沒離婚，害得那個可憐的女人為他守了一輩子活寡。48歲時魯迅非法與其年輕學生許廣平同居生下了兒子，為了私生子的權利，他寫下了「橫眉冷對千夫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詩句，沒想到後人完全誤解了他的原意。 民族魂？漢奸？ 在諸多事實的基礎上，清水君提出了魯迅是漢奸還是民族魂的質問，他的說法有一定道理。比如人們傳說魯迅24歲在日本仙台醫專看了一個幻燈片，當下棄醫從文，不想醫治人的身體，而要醫治人的靈魂，可直到38歲時他才在別人的勸告下真正開始文字創作，這14年他在等甚麼呢？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能等嗎？魯迅一生與日本人關係十分密切，早年他曾在物價昂貴的東京無所事事的呆了五年，在他去世前兩天，發著高燒還外出拜訪了兩位日本人，回來就死了，有甚麼事這麼重要必須得去呢？為甚麼國難當頭時，他卻依然在外國租界過著優雅的生活；為甚麼那麼多同行被抓被禁時，他還能靠寫罵人的文章有著豐厚的自由撰稿人收入？比如[九．一八] 事變日本侵略東北後，魯迅本年度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出版<<十字街頭>>，裡面居然是令人難以啟齒的辱國歌謠：比如[一中全會好忙碌，忽而討論誰賣國，粵方委員嘰哩咕，要將責任歸當局......，展堂同志血壓高，精衛先生糖尿病......這樣下去怎麼好，中華民國老是沒頭腦，想受黨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豈有之此理] 。這是民族魂在當亡國奴時對本國政府的支持和忠告嗎？在講演中談到日本侵略時，魯迅從不說要抗日，他講的只是日本人辦事如何認真，中國人如何馬虎，認真的人來打馬虎的人，當然是認真的人贏。他到處宣講民族劣根性，到處宣傳社會進化論，言外之意，優秀的大和民族當然要戰勝卑劣的中華民族了，這跟希特勒的民族優化論有何區別？在國難當頭的時候，魯迅言論所起的作用，事實上等同於日本特務李香蘭的作用，李香蘭用靡靡之音<<何日君再來>>美化日本鬼子的罪惡，而魯迅用[滅自己志氣、長他人威風]的方式抹黑國民政府、挑動國民內斗情緒、瓦解國民的抗日意志與勇氣，他的作用不就是漢奸賣國者的所為嗎？怎麼會是民族魂呢？ 否定傳統還是否定變異 魯迅對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的總結就是兩個字：吃人。冷靜下來想想，中華文化真的是吃人的嗎？這個結論成立嗎？舉個通俗的例子，你生病了去看病，可回來後你不按醫生的囑咐嚴格服藥，醫生說要戒的東西你不戒，亂來一通，最後病沒好，你反過來說是醫生害了你，沒人會同意你的觀點吧？中華傳統文化教導人要遵照「仁義禮智信」行事，萬不可放縱人的劣性。到了魯迅時代，人心變壞了，人們不按先賢聖者們的教導行事了，結果害得整個國家醜陋不堪，罪在世人的墮落，而不在聖賢的教導。就好比買台新儀器，你不按操作規程辦事，把儀器搞壞了，你反過來說儀器說明書有問題，這怎麼對呢？如此簡單的邏輯，周老夫子怎麼就不明白呢？給孩子洗完澡後，不但把髒水倒了，連孩子也給扔了，有這樣的全盤否定的嗎？ 與魯迅同時代的還有胡適、蔡元培、傅斯年等大師，在魯迅不遺餘力抨擊政府，破壞傳統，揭露社會黑暗面時，這些大師們在參政議政，學術救國，致力於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興亡，他們在摒棄惡傳統的同時，繼承好傳統，在揭露黑暗的同時，勾畫光明的方向，而魯迅除了諷刺嘲弄就是謾罵攻擊，但他從來就提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兩廂對比，作為一個對社會負責的知識份子來說，魯迅的行為也是極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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