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詩仙 -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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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浪漫的「謫仙人」
盛唐詩歌中追求進步的政治理想,為祖國建功立業的英雄氣概和愛國主義,以及反抗權貴的精神,激發為積極浪漫主義的火焰,賀知章呼之為「謫仙人」,後人稱之為「詩仙」的李白(公元701-762年)就是其中最偉大的代表。
李白筆下的意象是很個性化的,而且往往超越現實,帶有強烈的主觀幻想的色彩。他的詩宛如迴旋的狂飆、噴溢的火山,狂呼怒斥,縱橫變化,不可窮其究竟。《蜀道難》便是一篇代表作。他又善於誇張,語言豪放,富有想像力。諸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秋浦歌》)、「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等等,這類的詩例還有很多。當感情達到高潮時,他甚至衝破格律的束縛,寫出一些散文化的詩句,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陽歌》)。
盛唐文化的代表
盛唐帝國那種大一統的局面,以及多元與開放的社會環境造就了李白。人們說他有仙風道骨,他的確有濃厚的道家思想,但在道家思想之外,他還有濃厚的縱橫家思想和俠客思想;希望遇到明主,以實現報效祖國的抱負,這又是儒家精神的體現。其詩歌所顯示的超凡的創造力,博大雄偉的氣魄,正好與多元和開放的盛唐帝國的時代精神是一致的。
李白代表著對自由解放的追求,後世對李白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與標舉獨立特行、衝破世俗束縛的要求是一致的。李白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徵,代表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個時代,後世對李白的懷念,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對這個時代的懷念聯繫在一起的。
2. 詩聖-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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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國憂民的詩聖
杜甫(公元712-770年)有「詩聖」之稱,這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指他的詩歌體現了儒家思想,他本人的思想境界亦如聖者;另一方面是指他在詩歌創作上具有示範的意義,後人效法他如同效法聖人一般。
杜甫恪守儒家的道德標準,具有憂國憂民的情懷,《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都是從一己之貧寒聯想到天下人之貧寒;《春望》、《白帝》所憂的都不是自己的身世,而是國家和人民。他不僅關心人民的疾苦,對病馬、病柏、病菊、枯棕這類受到損害的生物都寄予同情。他是一個有擔當的人,願意集天下人的苦難於自己一身。他筆下的鳳凰仁愛善良,「願分朱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朱鳳行》),也正是他自身的寫照。
揭露社會問題的「詩史」
唐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捩點在安史之亂,杜甫身處這場鬥爭的中心,並以詩歌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激動人心的變化,他以盛唐人的眼光,帶著盛唐詩歌的偉大氣魄,去觀察和反映戰亂以後的現實,既對現實矛盾、人民痛苦作了深刻的揭露,又洋溢著積極樂觀的精神,因此他的詩被譽為「詩史」,這是杜甫具有開創性的貢獻。他的《兵車行》、《麗人行》、《北征》、「三吏」、「三別」,以及入蜀之後所寫的一些帶有敘事性的詩歌,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杜甫是盛唐最後一位詩人,同時,也為中唐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在詩歌史上佔據著劃時代的地位。
3. 絕句及屬於律詩「近體詩」,成熟於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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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於唐的近體詩
唐代對詩歌發展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確立了近體詩。
「近體詩」一名是相對「古體詩」而言的,古代的詩歌如《詩經》、《楚辭》、漢魏樂府等,對平仄、對仗、用韻都沒有嚴格的規定的。直至南朝,才開始注意詩歌格律,這些格律至初唐趨於完備和發展成熟,這種按一定格律寫成的詩歌稱為「近體詩」。但是近體詩確立以後,古體並沒有廢除,人們可以不按照近體詩的格律來寫詩,仍然可以繼續寫古體詩。這就形成古體和近體並行的情況。近體詩包括律詩和絕句兩大類。律詩分五言律詩、七言律詩、長律;絕句包括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
嚴密的格律
長律一般是五言,超過八句,除尾聯(最末兩句)或首尾二聯(首二句或最末二句)外,全要對偶,而且往往在題目上標明韻數,如杜甫《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
律詩每首八句,通常押平聲韻,頷聯(即第三、四句)和頸聯(即第五、六句)必須對偶,每句的各字平仄都有一定的規定。
近體詩的確立豐富了詩歌的形式,使詩歌語言更富有音樂性,也就是更富有抑揚頓挫以及和諧的聲音效果。至於為何會制定這種種格律?應當說這是自然形成的,並不是哪一個人事先規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