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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指一場發生1911年(清宣統三年),旨在推翻中國五千年來封建帝制、建立 共和政體的革命。(辛亥革命成功顛覆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長達五千多年的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
從近代報刊到新中國成立之前是我國政治新聞學研究的萌芽期。政黨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推動了新聞業的發展。辛亥革命都深刻影響著新聞業的發展。在政黨通過新聞宣傳以實現其政治目的無疑相當重要,報人傾向於強調報紙對國家政治和民意的強大影響,強調通過新聞贏得民心從而改造政治現實,而“新聞是人民基本權利”等一系列西方自由主義報刊理念在民國初年產生了一定影響。
武昌起義爆發後,申城革命派報刊首先為之鼓與呼。楊篤生等1907年創辦的《神州日報》首先表態,於1911年12月刊發社論,宣布“天佑我漢,胡運告終”。於右任主辦的《民主報》於10月13日刊發文章《長江上遊之血水》,熱烈歡呼革命的到來;該報還成為革命黨人密謀光複上海的重要策源地。《民鐸報》則連續刊發陳布雷撰寫的十篇題為《談鄂》的文稿,積極響應革命。在尤其是到了11月上旬,當革命軍攻克長沙,上海、江蘇和浙江宣布獨立後,上海不同政治背景的報刊業紛紛“易幟”,由原先對事態的遊移觀望轉為宣傳革命。
為了贏得受眾的關注,申城各報在宣傳手段上也各出新招。有的在擴大版面,對革命進行報道和評論的同時,還紛紛出版增刊號和專版,(如《天鐸報》、《民權報》和《大共和日報》等),還編印“畫報”隨報附送。新聞照片的刊用更具特色,武昌起義後上海報紙幾乎普遍重視新聞照片的宣傳效果,其中,柳亞子主編的《警報》尤為突出,以對新聞照片刊發的及時、準確和頻繁而稱名一時;《申報》、《新聞報》、《時報》和《時事新報》等申城大報,刊發新聞照片的數量也遠超以往,從而使新聞照片成為上海報紙辦報的常規手段之一。 在申城報紙不斷拓寬宣傳手段方面,頗有代表性的當數《時事新報》。這是一份有著立憲派政治背景的報紙,於1911年10月17日增設《時事新報·午報》,以加快信息的傳遞。更令世人矚目的是,從1912年1月開始,時事新報館還編輯出版發行了題為《革命文牘類編》的三十二開本小冊子,在該書“例言”中說:“以革命軍政府業經發表之文牘為主,故名《革命文牘類編》。將從武昌起義開始直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初期有關革命文獻,分門別類地及時整合並公之於世,起到了宣傳革命、擴大影響的社會效果。且在每冊的封底內頁還刊登新書廣告,有《中國革命現勢圖》一張、《中國革命論》十五冊、《中國革命史》一冊、《革命黨小傳》三冊、《革命文牘類編》十冊、《大革命寫真畫》十五集等宣傳辛亥革命的圖書推薦廣告。時事新報館當年采用多種手段宣傳辛亥革命的舉措,雖然有拓寬經營麵以增加收入的目的,但卻從更寬廣的渠道宣傳了辛亥革命,為當時乃至後人認識與研究這次曆史大事件保存了大量珍貴資料。 上海報界對辛亥革命的宣傳報道,還凸顯在他們對革命領袖孫中山動向的密切報道方面。當孫中山在海外獲悉武昌起義的訊息準備返國時,於1911年11月29日發表《致上海民立報電》,詳細披露自己的返國行程,《民立報》於次日在醒目位置刊發此電,及時穩定了人心。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剛抵上海,當天便分別向民立報記者和美國人在上海辦的英文大陸報紙主筆發表談話,詳細介紹了自己“武昌舉師以來,通過上海新聞紙,及時將籌組中華民國的消息傳播到國內外。孫中山在滬數日內撰寫的信劄、函電乃至向各界的談話和演說,都及時刊發於《民立報》、《天鐸報》和《時報》等申城各報,其中尤其是《致袁世凱電》、《中國同盟會意見書》、《複南京各省代表電》等等,都對籌組中華民國起了重要作用。數日的密切交往,進一步加深了上海報界與孫中山之間休戚與共的深厚情誼。孫中山在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期間發布的政令、通電、演說乃至信劄、佚話等,大多通過上海多家報紙及時公之於世。筆者曾粗略統計:自1912年1月1日至4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僅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內,便收錄《民立報》刊發孫中山文電達30篇;《天鐸報》刊發9篇,《時報》刊發1篇。此外,王耿雄等編謄的《孫中山集外集》中,還補錄在這三個月內,上海的《民立報》、《申報》、《天鐸報》與《時報》刊發的孫大總統文電、談話、委任狀等達32件之多。
這就有力證實了,上海報紙成為當年出版的《臨時政府公報》之外,存錄孫大總統執政史料的主要載體,如實反映上海報界對辛亥革命宣傳的盡心盡力,成效卓著。這一點,也在孫大總統於1912年3月1日頒給《天鐸報》的“旌義狀”文中得到佐證:“《天鐸報》於中華民國開國之始,宣揚大義,不遺餘力,“宣傳大義,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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