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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而言,當年國民黨政權黨國一體,就好像今天的中共政權一樣,嚴禁一切對管治權威的挑戰,包括媒體,示威抗議遊行已經是非常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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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初,正是美國與台灣斷交的艱困時刻,原本逐漸走向開放的政治空間,也因國際局勢這種對我不利的轉變,而遭到政府加強管控與壓縮,先是一九七八年底增額中央民代選舉臨時叫停,黨外雜誌『夏潮』及『這一代』遭到停刊處分,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高雄縣黑派大老余登發及其子余瑞言又因被指控「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案」,遭到警備總部派員逮捕入獄,隔天,許多黨外人士齊集在余登發居住的高雄縣橋頭鄉,舉行示威抗議遊行,直接向戒嚴令公開挑戰。
當時桃園縣長許信良也南下參加遊行,結果三天後,台灣省政府竟以「廢弛縣長職務」的理由,將許信良送請監察院調查,同年四月二十日,監察院通過對許信良的彈劾案,並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於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起給予停職處分。
面對政府這種逐漸增強的管控與壓縮,黨外人士的抗爭動作反而更加活絡及積極,一九七九年六月之後,「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成立,以此為中心,在全台灣各地舉行多場大型的群眾演講會,而以黃信介為發行人、許信良為社長、黃天福及呂秀蓮為副社長、施明德為總經理、張俊宏為總編輯的黨外政論雜誌『美麗島』,也在同年八月創刊,以社務委員的形式組成,在實質上具有政黨政治的雛形,網羅了全台各地的黨外人士,結果創刊號一推出便大為暢銷,發行量達到十萬份以上,創下台灣雜誌發行的空前記錄。
為了慶祝創刊成功並順勢凝聚反對勢力,『美麗島』雜誌社方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八日,假台北市中泰賓館舉辦盛大的創刊酒會,雖然有極右派人士到場引發衝突,但在高昂的反對氣勢下,『美麗島』雜誌很快地在全台各大城市成立了十一個以推廣雜誌及服務讀者為號召的服務處,並且每成立一個服務處,就以「成立茶會」、「美麗島之夜」等名目的群眾大會。不過,到了十一月間及十二月初,黃信介家及多處『美麗島』雜誌的服務處,相繼遭到一些不明人士的騷擾恐嚇,整個台灣的政治氛圍到達了一個爆發大衝突的臨界點。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美麗島』雜誌相關人士按原訂計畫,在高雄市舉辦國際人權日紀念大會,不過,這次紀念大會事先卻沒有得到治安單位的同意,加上當天正逢國民黨四中全會揭幕,有關單位又在這一天開始「春元七號冬防演習」,當然不會容許「非法的」大規模群眾集會向政府挑釁與挑戰,因此,當天中午過後,有關單位便已派出大批軍警人員並設置嚴密的拒馬等封鎖設施,嚴陣以待。
負責紀念大會現場總指揮的施明德見到原訂演講遭到封鎖,臨時決定將演講場所新興圓環,仍然吸引數萬名支持群眾到場,但激動的群眾中有人違反了當日下午由黃信介和警備總部南區司令所達成的「遊行火把不可點燃」的協議,在現場待命已久的軍警見狀立即將警戒區縮小,並且開出了鎮暴車,擺出了鎮暴隊形,緊繃的氣氛終於被引爆,在電視機的鏡頭前,軍警憲與群眾在混亂的街頭四處追打,雙方面都有人流血受傷,高雄市的街頭儼然成為一處戰場,其他各地民眾看到電視轉播的畫面,都為暴民血腥對待治安人員的行為感到震撼與反感。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美麗島』雜誌社舉行了一個記者會,由黃信介、張俊宏、姚嘉文和施明德等人對外說明十日晚上整起事件的情形,他們堅稱,當時『美麗島』雜誌社人員並沒有動手打人,而是因為憲警人員封鎖道路並使用催淚瓦斯,才使得雙方發生衝突。
不過,他們的說詞未獲得有關當局的認同,隔天清晨,治安機關多方出動逮捕所謂的「首謀份子」,包括張俊宏、姚嘉文、陳菊、呂秀蓮、林義雄、王拓、楊青矗、周平德等人都被拘提到案,當時擔任立法委員的黃信介則由警總行文立法院,經立院同意於十四日遭到逮捕,施明德則是經過一個多月輾轉逃亡後於隔年的一月八日落網,而警總後來還陸續逮捕數十位與事件有關的人員,並查封『美麗島』雜誌社及各地服務處,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達則是遭驅逐出境。
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日,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陳菊、呂秀蓮、張俊宏、林弘宣等八人遭軍事檢察官以叛亂罪提起公訴,其餘三十七人則被移送一般司法機關偵辦。同年四月十八日,警備總部軍事法庭判決施明德無期徒刑,黃信介十四年徒刑,其餘姚嘉文等六人則都被處以十二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