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沒有腐化,只是被清廷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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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湘軍集團與晚清權力之爭
晚清湖南地方軍隊被稱為湘軍。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起義的烈火迅速從廣西燃向全國,此前清廷依靠的八旗與綠營不堪重用,為湘軍登上歷史舞臺提供了機會。隨著湘軍興起,國家的一些重要權力也逐漸移向地方,轉入漢人手中。統治者既要依靠湘軍鎮壓農民起義,又恐其尾大不掉,不情願將權力拱手相讓,由此展開了清廷與以湘軍集團為首的地方勢力對權力的爭奪。
湘軍的創制
〔略〕
隨後在與太平軍的戰鬥中,國家經制之兵屢遭敗績,湘軍卻不斷取勝。但是,湘軍將領並沒有受到重用。咸豐四年(1854年),湘軍攻佔湖北省城武昌,咸豐帝聞報大喜,當即任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不過很快又收回成命。除非萬不得已,咸豐帝是絕不肯讓湘軍將領兼掌軍政大權的。
湘軍集團對權力的爭奪
太平天國起義迅猛發展,湘軍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顯,湘軍集團逐漸取得地方軍政大權。咸豐五年(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晚清中興名臣之一、湘軍重要首領——編者注)署理湖北巡撫,與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廣總督官文。清代官制中總督偏重軍政,巡撫偏重民政,軍權應歸於官文。可官文貪鄙庸劣,見識淺薄,只因是滿洲正白旗貴族而為咸豐帝所重用,所部軍隊戰鬥力極差。胡林翼撫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雖申奏,但咸豐帝仍下嚴旨要其會同官文辦理湖北軍政。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變策略,轉而與官文結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為首功,每月撥鹽厘3000兩相贈,還讓自己的母親認官文寵妾為義女,進而與官文兄弟相稱。不過,胡林翼並非與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試圖加以利用。官文也深知在此戰爭環境,多少督撫因為不善帶兵,或死於戰事或被罷職免官,於是也樂於依靠這個對自己恭敬備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來,既然胡林翼滿足了自己對聲色貨利的喜好,自己贊同他的軍政主張,也算是禮尚往來。於是,胡林翼大刀闊斧厲行改革,穩定湖北局勢,從而在同太平天國爭奪長江中下游地區時處於有利地位。
但事實上,清廷並沒有放棄對地方權力的嚴格控制和打壓。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運用權術,讓清廷認為改革措施多為官文主張,湘軍集團是難以迅速發展起來的。咸豐七年(1857年),曾國藩借父喪之機,向咸豐帝攤牌索要更大權力。清廷以為太平天國行將覆滅,斷然令曾國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後,江南大營再次崩潰,太平天國基本控制了富庶的江南地區,切斷了清王朝賦稅、漕糧的主要供應渠道。於是,山窮水盡的朝廷陷入兩難境地:要麼拘泥于不輕易授予漢人實權的舊制而坐以待斃,要麼聽任湘軍壯大勢力,但可以利用他們來度過亡國危機。在太平天國大軍的逼迫下,舍湘軍而無其他勁旅可以依靠,清廷只能容忍湘軍將領執掌地方軍政大權,於是,任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可以說,湘軍集團能夠取得多大的權力,與太平天國給清廷帶來的危機程度,以及清廷解決危機時對湘軍的依靠程度是密切相關的。
〔略〕
清廷對湘軍集團的打壓及其結果
湘軍權力的取得,代表著地方勢力的崛起,但滿漢有別的觀念、三藩之亂的教訓,時時縈繞在清朝統治者的心頭。於是,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後,清廷立即著手裁撤湘軍,收回湘軍集團手中的權力。據說,太平天國首都天京被攻破後,曾國藩得到的爵賞已被打了折扣,清廷還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銀與幼天王下落問題繼續打壓曾國藩。
針對這種情況,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集團將領為消除朝廷疑忌,保全身家性命,拒絕了幕僚擁兵自立的建議,迅速裁軍。在不到一年時間裏,曾國藩麾下的五萬餘湘軍大部分被裁撤,左宗棠麾下的四萬湘軍則因征討太平天國余部得以留存。大批湘軍被裁之後,清廷又試圖收回這些湘軍將領手中的地方軍政實權。同治五年(1866年),陜西巡撫劉蓉、廣東巡撫郭嵩燾、陜甘總督楊岳斌相繼被迫去職。次年,湖北巡撫曾國荃、直隸總督劉長佑被免職。
然而,此時國家戰亂頻仍,清廷仍需依靠軍隊的力量,既然八旗、綠營不堪任用,只得繼續依靠湘軍以及後起的淮軍。清廷一方面持續打壓因鎮壓太平天國而功成名就、聲望卓著的曾國藩等人,怕他們“功高震主”,將地方權力從一些親曾國藩的湘係人物中收了回來;另一方面,卻仍然不得不將權力授予左宗棠一派的湘係人物以及後起的李鴻章等淮係人物。比如,廣東巡撫一職就授予了左宗棠的親信將領蔣益澧,陜甘總督則由左宗棠繼任。此時內輕外重的權力格局業已形成,終清一代,中央與地方、滿人與漢人同治天下的局面已經難以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