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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指鹿為馬,以試其忠
反右之後,中國進入了恐懼事實的狀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大躍進便是一次全國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人們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說謊者和受騙者同樣自欺欺人。在這場謊言與愚行的鬧劇中,共產黨強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氣植入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境界。人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的躍進歌謠,實施著「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荒誕計劃,轟轟烈烈,經年不醒。直到大饑荒席捲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誰不知道毛澤東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擁護不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是「忠」與「奸」,生與死的界限。當初趙高指鹿為馬,並非不知何為鹿,何為馬,而是為了左右輿論,結黨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最後,彭德懷本人也不得不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簽了字。正如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後期不情願的保證「永不翻案」一樣。
由於人類社會總要靠已有的經驗來認識世界,拓展思維,而共產黨使人們對整個社會的經驗教訓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體的封閉消息,人們判斷是非的能力日見低下。下一代人對前一次運動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識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經驗完全無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來瞭解歷史並判斷新的事物。自以為正確無誤,其實謬之千里。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這種方式而大行其道。共建政後死亡最多的政治運動是「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紅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在「大饑荒」一文中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千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4千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實際上海內外學者對餓死人數的估計在3千萬到4千5百萬之間。
這一場大饑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完全是一場徹底的「人禍」。由於「大躍進」使全民煉鋼,大量莊稼拋灑在地裡無人收割,直到爛掉為止;同時各地卻「爭放衛星」,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甚至一手導演炮製了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特號新聞。正好廬山會議後,中共在全國「反右傾」,為體現其一貫正確,在全國按照虛報的產量進行糧食徵購,結果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夠徵購數量就誣蔑農民把糧食藏了起來。賀亦然曾經說:不管柳州地區餓死多少人,也要爭個第一!有的農民被搜刮得家裏僅剩藏在尿罐裡的幾把米。環江縣馴樂區委為讓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甚至下令「滅火封鍋」。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連野菜和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過去大饑荒發生時,官府總要設粥廠,開倉放糧,允許饑民逃荒,但中共顯然認為逃荒會有損「黨的威信」。於是派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甚至在饑民忍無可忍去糧管所搶糧時下令開槍鎮壓,並誣蔑被槍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當時甘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餓殍遍野,沒有飯吃的農民還被逼著去「大修水利」、「大煉鋼鐵」,許多人走著走著路就一頭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來了。最後死了人沒人有力氣掩埋,許多村莊一戶一戶地死絕。
中國歷史上饑荒最嚴重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統治時期卻出現了這樣的故事:活著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還將外面來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殺了吃掉。「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裡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裡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作家沙青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這樣的人倫慘劇到底發生了多少我們無從知道,但我們卻知道造成這無數人倫慘劇的罪魁中共,卻把它變成了黨領導人民抗擊「自然災害」的頌歌,並繼續號稱自己「偉光正」。
1959年廬山會議,為民請命的彭德懷遭到整肅,一大批敢於說出實話的幹部被撤職、關押、審查,到大饑荒發生時已經無人敢說真話,幾乎全都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而掩蓋餓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肅省在陝西主動提出支援他們糧食時還以糧多得吃不了為藉口拒絕了。此次大饑荒也是對中共幹部的一場檢閱,按照中共的標準,這些幹部當然都是「合格」的,因為他們已經可以寧可看著數千萬人餓死,也不說實話,相信再也沒有甚麼人情天理會成為他們跟黨走的良心負擔了。大饑荒後,肇事的省級幹部們僅僅做了走過場式的檢討了事。在四川餓死了幾百萬人的省委書記李井泉甚至後來還被提拔當了西南局第一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