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好處與壞處

法家法家，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一個以君權為核心的政治思想學說，亦稱為『霸道』。法家認為，人性惡才生法度， 生而有奢望，才有聲色犬馬以致賊盜， 必以律法而後正，以法治防範惡欲疏導人性向善。強調用法治制度來約束臣下，遠勝過一時的人治。法家強調君主應該運用「法」、「術」、「勢」三者的運作來控制臣下，並實行配套的國家政策管治方針，以強兵富國成達戰國君主霸業為中心要則，或可稱為「帝王之法」，法家認為：國家社會與組織制度應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隨着時代的進步，政治制度與組織結構也必要跟着發生變化調整，在當時法家將此過程稱為『變法』。唯有如此才能達富國強兵之道，過度遵守舊規不正視因時制的變法重要性，只會讓組織逐步走向蒼老萎亡。例如秦孝公時期商鞅行耕戰策略。這流派盛行於春秋戰國時代，為秦國與秦朝最為採用。法家與現代法治國家所論及的以民權為核心基礎（民主之法）是大不相同的。歷史上對法家的評價，多認為將人性的灰暗面描述的太過刻薄，而忽略人性的光輝面。學術研究學者也將法家稱為君權核心的行政管理學派。又儒家主張德治，法家主張法治，兩者均為治民（人治），而非現代所強調的民治（民主的法治）。一‧ 內容「法家」學說是一種純粹功利唯物主義的思想體系，內容核心主要是針對君主如何加強統治加以證論思辯，強調刑名之術，以效忠君王之權為歸依。法家學派在基礎上否定世襲貴族天然傳承的等級制度，認為「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商君列傳》）法家在政治實踐中，例如秦國獎勵耕戰強化農業和戰力，毀棄詩書以愚化反對君權政治推行愚民政策，秦始皇為了統一百姓的思想行焚書坑儒。徹底希望與傳統文化決裂，主張以法治國。先秦法家所主張的「法」、「術」、「勢」：法即是「法制」，以嚴刑峻法管治國家百官百民，有功者重賞，有過者則重罰； 術即是「權術」，國君要懂得如何利用政治手段，駕馭臣下，對付政敵，以彰顯與保持權力地位； 勢即是「權威」，國君要保持自己的絕對權威與權力，才能駕馭臣下。 戰國時期人物韓非乃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總結了法家各種學說，認為「法」、「術」、「勢」三者都是缺一不可，必須互相配合地運用。又在儒家荀子的理論上吸收，認為人是天性本惡，不但對普通人，就連親子間關係也是這種特質。二‧ 演變(二‧一) 春秋時期齊國管仲變法廢除井田制，建立土地稅收制度，允許土地買賣，承認土地私有化。建立常備軍。 《管子》對法律令的作用分析為:「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鄭國子產從政後，在鄭國進行了內政改革，整理田制，整頓貴族田地和農戶編製，承認土地私有，按田畝徵稅等等。並使用二百斤鐵鑄造一個鼎器，把新制定的刑書鑄在鼎上，放置於王宮門口，讓百姓都知道新刑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刑鼎。 (二‧二) 戰國時期荀子。戰國時期趙國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提倡性惡論，弟子韓非與李斯則是法家重要人物。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生來是「惡」的，「其善者偽也」，須要「師化之法，禮義之道」，通過「注錯習俗」、「化性起偽」對人的影響，才可以為善。法家流派主要盛行於戰國時的韓、魏、趙等三晉之國，且早期法家學派人物亦來自此三國，如商鞅來自魏國（客魏，魏國的附庸國－衞國）、申不害來自韓國、慎到來自趙國等。法家中三個學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這些法家學派思想由先秦韓國人韓非集以思想大成，構成法家思想的君權法治核心。 (二‧三) 秦代初期李斯支持秦始皇堅持郡縣制，並主持制定《秦律》，推行殘酷的秦式法制。秦末，上《行督責書》，將酷法推至極致,導致民變抗暴。焚書坑儒事件。 法家學派在戰國時代的「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的殊死競爭的情況下，法家思想在此戰國鬥爭中確是相當俱實用價值，如秦統一六國就是明證，而儒家固守傳統的溫和政治主張就難免顯得有「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二‧四) 西漢後期法家思想被「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所吸收，並開始以儒法並用「儒表法裏（或謂陽儒陰法）」的理論治理國家，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被排斥剔掉。三‧ 批評朱熹對法家之批判有二：一是只見刑名，「葢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1]；「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2]。 二是慘核少恩，「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扵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3]。 四‧ 注譯1. ^ 《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2冊第1958頁. 2. ^ 朱熹：《孟子精義》，卷6 3. ^ 《朱子全書》，第20冊，第6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