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齡對辛亥革命有何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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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鶴齡----反清“四大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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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鶴齡


楊鶴齡（1868～1934）的父親楊啟操，是翠亨村屈指可數的富紳，據說在潮汕一帶“賣豬仔”（苦力貿易）而致富，捐納得朝議大夫的官銜，在翠亨村中建有宏偉的大宅，在港澳有很多生意和產業。楊鶴齡自小隨家人在港澳，甚少回鄉。因此孫中山與楊鶴齡雖是同鄉，但卻是孫中山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時由同鄉兼同學的譚虛谷介紹才熟悉的。


楊鶴齡曾師從嶺南大儒簡朝亮，又就讀於廣州算學館，與尢列為同學，後隨家人在香港歌賦街經商，開設有“楊耀記”商店。孫中山就讀於香港西醫書院時，課餘常與楊鶴齡、陳少白、尢列等在“楊耀記”後樓相聚，“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來往密切，非談革命無以為歡，其中最為仰慕發起太平天國起義的洪秀全。古人稱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太平天國起義最終失敗，清政府視洪秀全為寇，他們談論時說，我們的志向，和洪秀全一樣，於是便笑稱自己為“四大寇”。這期間，陸皓東、鄭士良等來往廣州、上海經過香港時，也常常在“楊耀記”暫住，與“四大寇”經常聚談反清言論，因此“楊耀記”商店後來被稱為“革命黨人最初之政談俱樂部”。


1892年，孫中山在澳門向鏡湖醫院借銀開辦中西藥局，“擔保還銀人”是楊鶴齡的妹夫、澳門紳商吳節薇。後孫中山在澳門受到排擠，轉往廣州及香山石岐開設藥局，但手頭拮据，據楊鶴齡之子楊國鏗回憶，當時楊鶴齡曾變賣位於澳門龍嵩街的一所房子與吳節薇，所得資金全數贈給孫中山作發展事業之用。


後來孫中山發動反清起義，楊鶴齡則在港澳一帶協助籌募經費及作反清宣傳，一度在陳少白創辦的革命報刊《中國日報》中任職。民國成立後，楊鶴齡隱居澳門，並把居所命名為“楊四寇堂”，以紀念這一段革命往事。


1919年5月16日，閒居澳門的楊鶴齡曾致函孫中山，希望為革命效勞，信中說：“自我公乙未舉事以來，此身思為公用，望之數十年矣。此數十年中因孫黨二字幾於無人敢近，忍辱受謗，不知幾極。弟又平素不善治生，上下無腳，竟成廢棄，深為自惜。今者國家多事之秋，如弟之宗旨不變，誠實可靠，若用作奔走，用作心膂，趙衝國所謂無如老臣者，弟亦雲然矣。”孫中山收信後，批覆：“函悉，此間現尚無事可辦，先生故閉戶著書；倘他日時局轉機，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也。”


1921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任非常大總統時，就聘請楊鶴齡為總統府顧問，並每月饋贈五百元作為養老金；又把越秀山南麓文瀾閣修葺一新，延請楊鶴齡、陳少白、尢列三位“四大寇”時期的革命元老居住。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砲轟越秀山。孫中山轉赴上海，楊鶴齡則回到澳門。


1923年1月9日，楊鶴齡再次致信孫中山，信中說“近觀大局，知已大有轉機，廣東三千萬同胞，日日望公解決，非如前歲之情況矣。老夫睹此，大有雄心，極欲服務民國。……始謀有我，而收效豈無我乎？嗟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想我公必不便四皓永匿商山，二老長居東海也。”也許是此信的後半段引起孫中山不快，孫中山收信後，批覆拒絕了楊鶴齡的請求：“真革命黨，志在國家，必不屑於升官發財；彼能升官發財者，悉屬偽革命黨，此又何足為怪。現無事可辦，無用於長才。”1923年3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於4月4日，任命楊鶴齡為港澳特務調查員。


楊鶴齡對於孫中山的革命言論和為人處世，都衷心敬佩，晚年最喜歡書寫“天下為公”及“博愛”贈與友人。他在所書的“天下為公”下常常寫上“昔仲尼言之，而志焉未逮，吾友逸仙言之，有志竟成，逸仙賢於仲尼矣”一段話；而在所書的“博愛”下則常常寫上“中山先生喜書此二字，蒙作效顰也，亦景仰流風之意耳”，可見他對孫中山的景仰和欽佩。楊鶴齡性情詼諧，別人問起他的革命事蹟時，常以“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為由婉言謝絕，而對於革命先烈的親屬後裔則時時關顧，現在還保存下來多封他要求為黃詠商、林喜智、程耀臣、譚弼、朱貴全、邱泗、鄭弼臣、楊衢雲等建墓立碑及撫恤遺族的信函。


晚年蟄居澳門的楊鶴齡，“蒿目河山，曾無片好，中原多故，外侮頻仍”，憂國之心日重，時時借酒消愁，舉杯轟飲，醉後“時發牢騷之談，痛斥執政者日非”。


1934年，楊鶴齡在澳門病逝，後安葬於家鄉翠亨村金檳榔山麓，墓前遙瞰翠亨村孫中山故居，墓側立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的褒卹令，褒揚楊鶴齡“性行高潔，器識宏遠，早歲劻勷總理倡導革命，厥功甚偉。民國肇造，退隱家園，功成不居，尢足矜式。” 而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的輓詩，中肯地概括了楊鶴齡的一生：

總理有耆舊，名門出宏農。香江吟梁甫，契合比臥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