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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宋朝開始,鄧、侯、廖、文、彭等家族陸續從內地遷入今新界地區,人稱新界五大族。古代香港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居民主要從事農業、漁業、航海、製鹽、採珠、製香等行業。據傳,到明朝萬曆年間,鄧氏後裔鄧元勳已成為富甲一方的富戶,擁有良田萬畝。到清初康熙年間,鄧族不僅擁有錦田一帶的富庶土地,在香港島也擁有不少田地,成為首屈一指的望族。
香港缺乏天然資源,但地理位置優越,英國人佔領香港以後,宣布香港為自由港,銳意將香港發展成為遠東重要的轉口港。1900年,由香港轉運進口的貨物佔中國全部進口貨物的40%。同年,進出香港的船隻噸位達到1,402萬多噸,15年內增加了1倍。
英國殖民統治下,聚居於香港的英國人有著優厚的待遇。但是,由於香港是自由港,殖民政府採取了許多有利於商業發展的管理方法,加上中國內地不斷出現社會動盪,歷來吸引許多華商和手工業者來港謀生。這批擁有大量資金的華商逐步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社會力量。1881年6月3日,港督軒尼詩曾對立法局議員說:「香港稅收『華人所輸,十居其九』。」
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人稱「黑色的聖誕節」。香港居民經歷了日佔時期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香港經濟逐步恢復。1951年香港的對外貿易額達到93億元,對中國內地的輸出總額為約16億元。朝鮮戰爭爆發以後,英美兩國實行對華禁運,使香港的轉口貿易受到沉重打擊。1952年香港的對外貿易額下降到66億元,對中國內地的輸出也下降到5億多元。在這種情況下,港商不得不另尋出路,發展工業。
早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內地的資金、設備和人才早已從上海和廣州大量流入香港,對香港的工業化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紀50至60年代,香港逐漸由轉口港過渡成為工業化的城市。
1959年,在香港的出口貿易中,香港產品的比重已經上升到69.6%,超過了轉口貨物的比重。這是香港實現工業化的標誌。進入60年代以後,紡織、製衣、塑膠以及新興的電子、鐘錶和玩具等工業等得到迅速發展。
香港工業化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除天然資源和土地的缺乏外,當時國際市場的變化亦是業界經常面對的困境。如向來是香港紡紗業的主要市場國家,英、美、加拿大等於 60年代對香港的棉紡織品實行限額進口。又如塑膠業在50-60年代發展如日方中,卻於1965年遭美國大批的退貨和停止購買。
除此之外,隨著市民經濟條件的改善,與之相比的社會福利設施則顯得相當的不足。房屋的嚴重短缺、物價上漲和醫療、教育資源的匱乏歷來都是社會所詬病的問題,政府卻一直未有正視。於是,終於在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引發持續多日的示威和暴動。第二年,又爆發了更大規模的「六七暴動」。後者歷時數月,導致51人死亡、千人受傷。社會矛盾的激化,引起港府的關注,乃逐步改善社會民生,如全面改革僱傭條例,一周48小時的工作制和女工享有產假等,又增設民政事務處向公眾提供諮詢和接受投訴的服務等。社會民生始在這時得以改善。
1970年代,香港開始「經濟起飛」,經濟方面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當時,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9.2%,在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中增速最快。
1985年5月,中英兩國互換《中英聯合聲明》批准書,香港政治進入過渡期,經濟上也正好進入新的轉型期,即從以工業、外貿為基礎的多元化經濟,轉為以服務業為主體、多種經濟全面發展的服務經濟。服務業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包括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運輸、倉庫及通訊業、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等。香港服務業產值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和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所佔比例進一步攀升,佔據了壓倒優勢。這一階段服務業進一步全面發展的重要原因是中國內地不斷擴大改革開放。
製造業大規模北移是此次香港經濟轉型的基本特徵之一。香港歷史上製造業職工人數最多時只有100萬人左右,而到1996年年底,港商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僱用的職工已經達到400萬人,間接為港資工廠服務的人員還有約100萬人。內地低廉的生產成本提高了香港工業的競爭能力。
香港經濟持續高速增長。1992年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達到16,000多美元,居亞洲「四小龍」之首。1997年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已達到26,400美元,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和新加坡,並超過了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香港回歸後不久,香港經濟就面臨了一場嚴峻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