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和貧窮的關係

有報章報導特首關心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並會以此作為施政報告的主題。經過民間多年來的爭取，政府終於承認貧窮問題的嚴重性，這是值得歡迎的轉變。餘下來要討論的是有什麼可行的方案去解決貧窮問題。近年國內學術界重視第三部門的發展和作用。第三部門是指非牟利組織的集合，這包括有組織的大型機構如福利機構、工會、宗教組織等等，亦包括了小型非正規的社區組織及網絡。國內學者肯定在市場及國家之外,第三部門能發揮的作用,尤其是其社會及政治的作用。國內利用社區進行再就業工程安排下崗工人正是利用第三部門發展社區經濟來解決貧窮及失業問題的成功經驗。 香港可參考有關經驗，強化第三部門的功能，推行小型地區組織或社群網絡為本的社區經濟發展計劃。不單解決貧窮者的經濟資源不足問題，而是進一步著眼於重建貧窮者的社會資源及網絡，根本地解決貧窮問題。 香港人素有團結互助的傳統、亦有積極求生的生存策略，多希望自食其力，而不希依賴政府。他／她們過去亦有經歷過貧窮或失業的情況，但過去透過家人、工友、鄰舍的幫忙可以互相介紹工作、照顧子女、借錢及「做義會」等等來渡過難關；過去亦可以透過非正規經濟如成為小販、拾荒等方法來應付生活。但近年的新市鎮的發展策略，舊型公屋及市區舊區的重建，清拆寮屋及天台屋的措施，令這些貧窮人士的社區綱絡弱化，社區中團結互助的功能大不如前。 一方面，現時香港社會過份強調自由經濟，過份強調市場的作用,令第三部門的發展未能與市場競爭，如現時香港數個由貧窮人士或邊緣勞工組成的合作社面對市場競爭，經營空間不大,難於擴大參與人數。另方面，國家過份的干預，亦扼殺了非正規經濟的生存空間，如經常控告小販令他們經營困難。 我們認為要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必須重建貧窮者的社區網絡，組成地域性的社區經濟，或社群網絡經濟。香港政府的角色應「保育」社區經濟的形成，在社區經濟發展初期在政策上有一定的保障社區經濟的發芽生長,令它在成熟後才與市場及國家的服務競爭。舉例來說，政府可規定所有的政府部門及公共屋村的清潔及回收工作，會優先分配給由失業人士組成的合作社。 這類型的社區經濟的設立目的不在於替代市場所提供的服務，或政府所提供的福利。而是強調以社區為本，自下以上的參與及動員，發揮貧窮者擁有不少未受市場及國家利用的才能、技術與經驗，來服務其他社群中的成員。一方面改善生活質素；另一方面重獲生活的意義及尊嚴。 不少市民在接連的危機中飽受壓力，質疑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未能做到均等分配，造成貧窮和社會流動問題；也有人從價值觀質疑，基建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不適合香港社會。 我相信，推動整體經濟增長，讓社會共同創富，是長遠解決就業和貧窮問題的根本之道。我們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模式，因為我們相信市場是激發經濟效率的最有效方法。但同時政府必須在市場未臻完美時作出干預，所以投資在教育、基建和社會福利，幫助提升整體競爭力，提升市民的質素，讓他們可以面對社會經濟變化，改善社會流動。發展經濟和投資教育，是紓緩貧窮的長遠策略。 現時教育是政府經常開支最大環節之一。提高社會流動的根本方法，在於教育和培訓。人力資源質素不但是知識型經濟的關鍵，在個人層面，教育也是改變人生經歷的分水嶺。今天不少香港的成功故事，共通處都在於知識改變命運。我相信，我們繼續投資教育，整體社會的回報，是無可限量的。 近年來，香港的公共政策環境變得複雜，市民對政府抱有極高期望，希望政府可以在最短時間內解決所有問題，但亦有人憂慮政府過度膨脹。我認為，在政府與市場、經濟和社會的關係上，最重要是確保高效率的政府，包括有效地運用公帑、利用公共資源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和轉型，促進社會進步，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當社會面對貧窮問題時，整個社會都有責任一起解決。政府提供了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和經濟秩序，讓商界發揮，當部分市民未能跟上的時候，我們期望商界履行社會責任，致力共建關懷社會。努力發展經濟，並不是為了個別階層的利益服務，而是為了全體市民服務。 香港貧窮問題的成因複雜，涉及香港人外移流動性、外來人口的社會經濟條件和香港經濟結構轉變等因素。我們仍有不少工作，包括最低工資立法、促進就業，以及推出紓解民困的措施，都是未來工作的重點。 從過往的歷史可見，經濟上的務實主義，協助我們度過多次難關。我們一方面顧及香港自身的情況，另一方面考慮外在環境變化，審時度勢，不拘泥於單一的意識形態和教條。這些從來都是香港得以持續發展的基本要素，所以政府在推行公共政策時，不但要聽取不同價值觀念的聲音，同時也要平衡社會上的真實需要，例如在尊重保育和本土價值時，也要慎重考慮推動發展以推動經濟和增加工作機會。在平衡社會不同價值矛盾時，必須如履薄冰，不可偏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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