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意識包括的範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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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七十年代看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
後暴動時期
六十年代殖民政府的貪污腐敗，使到不少香港人對殖民政府產生厭惡，一些大學生開始思考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但同時，這一次暴動亦令香港市民向殖民政府提出改善生活的訴求，把對殖民政府的不滿情緒藉著群眾運動表達出來。六七暴動之中，不是簡單的認同中國共產主義，否定英國殖民統治的二元對立，反之，這是一種混合了「恐懼與憧憬」的愛恨交纏。
從六七十年代的學生刊物裡，不難找到一些認同中國共產主義的文章，這反映出當時香港一些年青人，對心目中的祖國抱有一種美好的想像，「對於這些熱血青年來說，腐敗和暴力的殖民體制，才是吃人的惡魔。能驅走殖民地不公義的，正是深圳河以北的社會主義祖國。」但在香港社會之中，同時也存在著市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恐懼心態，尤其六十年代末期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從珠江口飄流而至五花大綁的屍體，更增加了香港市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恐懼。呂大樂於《香港故事不易講》一文中，引述了Ian Scott的著作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中六七暴動對當時殖民者局勢的影響，「暴動的後果卻是強化了現存制度的支持程度及認受性。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主義與當時仍未改革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間作出選擇，大部分人選擇了站在他們熟悉但可厭的一方。」殖民政府雖然腐敗，但相對於恐怖的中國共產主義，市民並未因此對中國產生任何認同，然而對殖民政府的失望與不滿，卻埋下一種與政治無關的本土意識。
七十年代的經濟與政治環境
一九七一年，麥理浩(Murray McLehose)接任戴麟趾成為第二十五任港督。針對六十年代末市民對殖民政府的不滿情緒，麥理浩實施了各種政策措施，來修補市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例如舉辦香港節、設立民政司署等等。在呂大樂另一篇書寫有關七十年代的文章《潮流與文化身份：本土意識》中，指出有許多人將香港的轉變歸功於麥理浩，但卻忽略了當時香港「那些不會成為社會事件，主要在背後影響整個佈局的轉變。」如香港經濟的全面復甦和普及文化的興起，是一些有別於政治層面而令港人對香港產生歸屬感的原因。
呂大樂又指出雖然七十年代麥理浩上任的時候推行過不少新政策，希望改善市民與殖民政府的關係，然而政府的政策根本未能照顧到基層市民的需要，甚至連住屋問題也未能全面解決。所以，市民對殖民政府其實仍抱著不信任的態度，他們寧願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爭取權益。就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的大雨災為例，市民自發地組織起救援工作，「直覺上也覺得這會比單單等待政府打救來得可靠。」，顯示出當時香港市民對於政府辦事能力的不信任。雖然在往後的日子裡，麥理浩的施政漸為人所稱許，但呂大樂卻認為，這些「事後看來很合理的政策改革，其實是政府內部改革與民眾鬥爭加起來的結果」，即是說，香港的政策改變並非全由殖民政府主導，如果將香港的轉變全歸功於殖民政府的功勞，似乎是將香港市民於殖民歷史的角色過分簡化。
另外，六七暴動後帶來的經濟損失，於七十年代漸漸復原起來。香港經濟起飛，製造業與輕工業開始興旺起來，擺脫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的經濟衰退期，土生土長的戰後嬰兒陸續踏足社會工作，遇上香港經濟重上軌道的契機，使不少人都對香港的前途恢復信心，相信香港是一個機會處處的城市。而呂大樂於《香港的故事不易講》一文中，亦將香港意識的興起扣連於經濟發展這個因素，指出香港的經濟增長為社會結構加入一個中上層的位置，「為上向社會流動創造了基本條件」，戰後成長的新一代正好把握了這個機遇，晉升至社會中上層的位置。
建基於利益的香港本土意識
七十年代的香港，既無法對殖民者英國產生任何歸屬感，對一河之隔的共產主義中國又背著無限的恐懼，民心背向不屬於中英任何一方。如吳俊雄所說「這(香港)大部分地方國族意識建構成形的背景並不相同：政治主體不敢談政治，經濟成就變成了整個奇蹟的心向所屬…」亦如周子恩所言，「香港的文化身份並非寄生於民族主義或殖民統治，而是來自確切的生活體驗。」但這種生活體驗又是甚麼呢？在七十年代的整體環境裡，市民的生活體驗是在經濟發展中得到利益，相比起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國，香港充滿機遇、提供了穩定的生活、有五光十色的普及文化，是「西化的、已發展的地域」，香港人開始對自己的出生地擁有一種認同以及自豪感。這種本土意識基建的是香港的經濟發展，「它既不是反叛意識(例如反打港英殖民地管治)，也不是一套既有文化的延續」，它是以香港的成功作為冒起的主要因素，是香港人從生活在香港之中得到利益而產生的認同感。

香港人沒有本土意識，看看臺灣人才知道什麽是本土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