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臨生活或者生存的壓力時,我們一定有難免也難言的苦衷,一定有過這樣的疑問:人活著,究竟為了什麼?我這樣痛苦,究竟為什麼?值得嗎?生活的壓力和生命的尊嚴哪一個更重要?但這個掙扎最激烈的,估計莫過於司馬遷。正因為此,才能出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
生存的壓力可以讓所有的成就和夢想變得很遙遠,很飄渺,變得不重要;可以讓堅強的人變得脆弱,樂觀的人變得悲觀,讓人發現自己的局限和不堪一擊;讓人自己否定自己,自己責備自己。愛因斯坦26歲時就發表了狹義相對論,但在大學畢業時,找不到工作。朋友幫忙介紹他在縣裡作秘書,作的也不如意;對人生、對自己很失望,在日記裡埋怨:上帝在造驢子的時候還給了它一張很厚的皮讓它可以幹活,我卻連張很厚的皮都沒有。
很多人都認同這樣一個道理:生存和生活是人的基本需要,如果連基本需要都沒有滿足,還空談什麼生命的意義呢?但的確也有些人,像杜甫和曹雪芹,在生存和生活都很成問題的時候,依然持守信仰和原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所以,人活著,有三個基本的層面:生存、生活和生命。如果生存是指維持人活著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生活是指人活著的快樂、幸福、享受和身體健康等;生命是指人活著的意義和價值;這三個方面缺一不可,缺了任何方面都會讓人痛苦。有的人因基本的生存需要沒有滿足而被迫離開了人世;有的人因享受過度、樂極生悲而不小心離開了人世;有的人因高處不勝寒,找不到人生的意義而主動離開了人世。
人生的需要和人生的意義(the need of life and the purpose of life)是不同的:生存和生活是我的需要,但生命是我活著的意義。在物質空間內,我不可能不生存、不生活,來奢談生命的意義。我也不可能只顧生存和生活,那樣,就失去了生存和生活的意義、價值和方向。
人的一生尋尋覓覓,忙忙碌碌,尋覓忙碌的就是生存、生活和生命的平衡,無論一個人有沒有意識到他在尋覓這樣的平衡,無論他有沒有找到這樣的平衡。人對生存、生活、生命的不同選擇,構成了不同的人生。中國人的選擇是“民以食為天”。但勤勞善良的中國人世世代代“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耕耘從來沒有完全解決中國人的生存問題。生存問題始終是對人類的威脅,對中國的威脅,對每一個人的威脅。
而我個人尋覓忙碌的結果是一敗塗地,全盤皆輸。驀然回首,發現自己只是茫茫大海中的一葉孤舟,無論在生活上還是在道德上,面對狂風駭浪只有無奈地隨波逐流;驀然回首,發現人生就像開車經過一條河流,開到了橋的中間才知道這是一個斷橋,開到了空中才知道再也抓不住任何東西。
但神抓住了我。當我從人生的斷橋上不由自主地向下掉時,神接住了我。我有幸接觸了教會,有幸成為一名基督徒。
我也曾經在生存、生活和生命之間徘徊,對過去的快樂念念不忘,對目前的辛苦耿耿於懷。雖然也想追求豐盛的生命,但一碰到困難,一忙起來,就不想去教會了,就不想讀經禱告了。到頭來,信仰信來信去,還是為了生存或者生活,還是受生存和生活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