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抗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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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圯埔事件
日本佔據臺灣後，在「全島皆竹」的臺灣，頒佈了「官有林野取締規則」，規則中明訂，凡是拿不出證明的林地，就屬官有，在當時的林圯埔，百姓所有的竹林，都是各自在默契下的所有物，產權沒有任何文件證明，因此，「官有林野取締規則」讓日本政府順理成章的取得了地權，由於林圯埔靠竹林為生的百姓，高達五千戶，為避免民怨，日本政府暫時讓竹農擁有使用權。
1905年，殖民政府完成了三菱公司來臺投資造紙案，以「模範竹林」為名，一方面表揚林圯埔竹農，一方面強迫竹農放棄使用權，簽領補助費，把竹林所有權、使用權悉數收歸政府；1908年，將竹林全部權利轉賣給三菱製紙，達成將台灣農民財產，巧取豪奪轉給日本公司的目的；事件曝光後，竹農怒不可遏，陳情日本政府要求歸還竹林，然而，陳情不僅未被採納，陳情者反被拘押，更有甚者，百姓至竹林所撿枯木，也需向三菱繳費；終做成1912年所發生的「林圯埔事件」。
「林圯埔事件」的首要人物劉乾，對日本人非常痛恨。此一帶庄民多依竹林為生，對於臺灣人的生計遭到日本政府與財閥強制榨取，劉乾乘機率群眾攻擊頂林警察派出所，殺死日本巡查。事件發生後十天，劉乾等八人被捕，判處死刑；三菱製紙釋出部分竹林供竹農使用，擺平林圯埔竹農的抗爭。
北埔事件
北埔事件的領導人蔡清琳，新竹北埔支廳月眉社人。1907年11月14日，率隘勇及山胞數十名，襲擊警察分遣所數處，殺死日本巡查數名。翌日上午，蔡清琳打著「安民」「復中興總裁」兩支大旗，率眾一路殺進北埔支廳，首先殺死北埔支廳長，隨後殺死全體支廳的日籍人員。緊接著，凡居住在北埔的日本居民，不分男女，幾乎全部處斬，總計處死日人57人。
總督府聞報，日軍警從新竹趕來北埔鎮壓。蔡清琳率腦丁、隘勇、土著約200多人，攻到距新竹10里的水仙崙，沒有見到任何清兵，卻遇上了日軍和日警。山胞倒戈，乘蔡清琳睡覺時將其腦袋砍下。
日軍攻入隘勇線，當場被日軍槍殺的有81人。日軍搜捕餘黨，命令原住民主動交出暴動份子。頭目趙明政殺死逃回來的隘勇11人，將他們的頭交給日軍交差了事，但日軍仍繼續搜捕餘黨，總共逮捕一百多人。同年12月13日在北埔臨時法院開庭審訊，除領導人蔡清琳已經被殺外，有9名幹部被處死刑，其餘97人被判行政處分，結束這場虛幻的暴動。
西來庵事件
這是日治時期犧牲人數最多的抗日事件。事件發生於1915年，主要領導人人是余清芳。
余清芳因不滿日人統治，於臺南市西來庵藉神佛宣傳反日革命，秘密招募同志。余清芳等人計畫從南部先起事，再擴及中北部，但事機敗漏，多人被捕；余清芳率眾出擊噍吧哖派出所，殺日警及家眷，日調派軍隊進攻始敗退山中。日人認為抗日分子之所以能從事大規模的反抗行動，定有村民的協助，於是令全村壯丁挖掘壕溝，之後再以槍枝掃射，村民無一倖免，均葬身壕溝。遇害人數據傳有數千人之多。
後來，余清芳被捕，交付法院審理，因該案被捕偵辦者多達一千八百多人，其中八百多人被判死刑。適逢大正天皇即位而獲大赦減刑，被判死刑者除已行刑的近一百人外，仍有三十餘人未減刑而處死。
霧社事件
1930年10月27日發生的「霧社事件」，起因是日本政府為優待入山工作人員，除正式警察外，其他入山勞工日人皆一律給以警察或隘勇名義。當時霧社又大興土木，九項工程進行中，匠人充斥，亦即身著警察製服之日人遍地皆是。原住民積年累月的被壓迫剝削，強制勞役、遲發工錢及日本警察誘姦山地婦女而後再把其遺棄等為導火線。原住民頭見莫那魯道率領山胞三百餘人，在當天早晨群起對統治者起義。分隊襲擊附近的警察分駐所十三處。同時進襲霧杜警察分室、學校、郵政局、日本人官舍等。日人遇害一百三十二名，受傷者二百十五人，此即霧社事件之爆發。
事發後，總督府，立即從臺灣各地派遣二千餘軍警進行大報復。使用轟炸機，毒氣等進行強力鎮壓。霧社地區原住民經五十餘日抵抗，終告失敗，原有人口一千四百人，僅剩五百人。翌年四月，日本警察唆使親日的原住民加以突擊霧社，又造成二百餘人罹難。最後殘存之生還者二八八人被迫遷至今仁愛鄉互助村川中島。

非武力的抗日運動
1915年以後，由於臺灣武裝抗日的失敗及日本統治政策之轉變。新知識份子乃組織團體，以集會、演講、請願抗議等合法手段，進行非武裝之政治抗爭，要求改革不合理之殖民地政治，並推展各種文化啟蒙及政治活動，以啟迪民智，激發民族意識。




2011-07-09 12:38:52 補充：
1918年由林獻堂等人領導之「六三法撒廢運動」，要求廢棄臺灣總督獨裁統治的法律依據「六三法」，後因日本採「內地延長主義」而轉為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自1921年至1934年，前後臺人發動十五次之連署請願，爭取民權，要求設立自治之「臺灣議會」，民選議員以監督臺灣總督，但日本政府未予採納。


此外，還有蔣渭水所領導的臺灣民眾黨，蔡培火、楊肇嘉等倡組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政治團體，要求實施完全的地方自治，由公民普選產生首長和民意代表。

2011-07-09 12:38:56 補充：
經過不斷地鼓吹、宣傳、請願等，終於迫使總督府讓步，於1935年改革地方制度，將原來由官方選派的地方民意代表改為半數官選、半數民選，合乎規定資格的男子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同時，這些運動將自治、普選、參政權等民主政治基本觀念普及於社會。


文化啟蒙方面，1921年有識之士在臺北創立「臺灣文化協會」，發行「臺灣民報」，於臺灣各地設讀報社、舉辦各講習會、文化演講會等，致力於喚醒臺灣同胞民族意識及加強社會觀念的角色，獲得各地民眾熱烈之響應，但亦常受到日本政府之監視和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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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抗日行動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w/2010-09/22/c_12596095_2.htm 日本侵略擴張的歷史背景 二十世紀推動法西斯主義的井上日昭，在鎌倉山修佛法，以日蓮主義建立天皇中心，成立血盟團，於1932年暗殺元大藏大臣，加速侵華野心，故法西斯主義為佛 教所推動和贊成。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各寺院推行恤兵事務機關支援侵華，又編中日事變資 料，說侵華為合法。1941年佛教連合會參與日本宗教報國會，宣言云：「發揚皇國宗教的本旨，向大東亞共榮圈建設邁進，協助建立世界秩序。」又獻梵鐘製武器。後又主張「掃滅反皇道思想」。這都是用佛教名義進行的戰爭和屠殺。 佛教呢？豈不獻梵鐘製造殺人武器、發表聲明支持日本侵略行動？因著這些佛教徒的惡行，許多無辜百姓被日本軍閥殺害，無數慰安婦遭日本軍人傷害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扮演積極推動的角色，是佛教界也承認的事實，請看http://forum.1ch.hk/gogo/viewthread.php?tid=79 摘錄：龍達瑞（加州西來大學）：東京審判的幾個日本戰爭罪犯和“南京大屠殺”的戰犯受死前居然念的是《金剛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受到佛教影響的。這裏，“來世”被看作是很輕鬆的東西。日本佛教在二戰時捲入戰爭是非常深的。 東本願寺的僧侶高松誓，就是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事件之際，日本佔領廈門計畫的廈門事件策謀者之一。 佛教團體的真宗本派…布教工作，在於灌輸「戰死即超生」，到「極樂淨土」，並不可怕的觀念。 日本的淨土真宗為戰爭效力 宗教本來是對神或超能的絕對者或神聖者的信仰，宗教也富有勸善懲惡的教義，用來教化世人，使人信仰，然而，佛教信仰也為日本帝國所發動的戰爭效力，教導信徒「死亡」不可怕，儘管上戰場殺敵無所謂。 自明治以來，日本佛教中不少宗派相繼淪為軍國主義的幫凶。挖空心思閹割佛教經典，炮制侵略有理、殺戮無罪的歪理。其中淨土真宗和日蓮宗表現得尤為惡劣。 日蓮宗和尚田中智學（１８６１─１９３９，東京人）早在中日甲午戰爭時就組織佛教徒為日軍念經祈禱，鼓吹“必須讓日本去統一宇內，讓日本最終地永遠地成為宇宙人類靈魂之巨鎮，世界万邦朝儀的大戒壇，王佛冥合的理想世界。” 更多內容：http://forum.1ch.hk/gogo/viewthread.php?tid=79 其狂熱的征服世界的邪說，引起了日本右翼政客和少壯派軍人的极大興趣，即由山梨縣身延山久遠寺的和尚井上日召（１８８６─１９６７）出面發起成立“一人殺一人”的“血盟團”，為日本政府推行法西斯化鋪路。田中智學又在日蓮宗內組織建立了法西斯團体“國柱會”，以“內固祖廟中心宗門統一之基，外啟王佛如一法國冥合之猷運”為宗旨，自任總裁。國柱會的骨干分子石原莞爾（１８８９─１９４９）是“九一八”事變策划人之一，他從日蓮宗的經文《撰時鈔》里找出“一天四海皆歸妙法”等句，宣稱“日本是佛教正法源頭”，妄說日本人能以“一乘妙法統一亞洲、統一世界”。這一謬論后來竟成為日本建立 “大東亞共榮圈”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理論依据。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田中和他的門徒興高采烈，發表了“解決滿蒙危机”聲明，主張乘机擴大侵略，以武力“徹底解決，實現國運興隆”。同時派出僧侶赴東北，慰問關東軍。田中智學還親赴長春，向傀儡皇帝溥儀宣講“王道本義”。 日蓮宗僧侶在侵華戰爭中充分暴露出其幫凶的罪惡面目。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下午，日蓮宗和尚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帶上藤村國吉等三人，從上海江灣妙發寺出發，來到位于租界外的三友實業社門前，蠻橫地向正在操練的中國義勇軍辱罵和扔石頭，中國工友起而還擊，于是引發了“一‧二八”淞滬事變。事后日方招認，這兩名和尚是受駐滬特務机關長田中隆吉和間諜川島芳子指使，蓄意挑起事端的。 中日戰爭爆發后，日本政府近衛內閣頒布總動員令，并頒發扼殺一切反戰言行的《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等臨時取締法》等一系列戰時法規，要求“舉國一致，盡忠報國，扶助皇運”。佛教各宗各派紛紛舉行效忠集會，向天皇表忠，表示要“振作國民殉國精神，奉獻報國誠之心”，“發揚皇道宗教之真諦，奉戴圣戰之宗旨”。此后各寺院布教，竟大肆宣傳“尊皇即奉佛”，“皇軍是為完成統治全世界的圣業而戰”，“皇軍所至，宇宙經輪回轉”，“天皇必胜，神國必胜”。佛教真宗，還向出征士兵教喻：“無論殺死多少敵人，也一點不違背佛意！” 更多內容：http://forum.1ch.hk/gogo/viewthread.php?tid=79

北埔抗日事件(一) 姜紹祖 北埔抗日紀念碑位於秀巒山山腰，於民國65年修建。與大隘開墾紀念碑同建，為紀念抗日英雄姜紹祖，於西元1895年7月10日，姜紹祖率義軍抵抗日軍接收臺灣(於新竹城外，今之新竹體育館附近)，因消息走漏，日軍提前進攻義軍集結地，火攻義軍百餘人被俘，姜紹祖被捕次日就義。 (二) 蔡清琳

西元1907年11月14日(日本明治40年)，日本據臺後的第十二年，為日本據臺後首樁武裝抗日事件，事發於內大坪次日漫延至北埔。內大坪位於『番』界邊緣，是一土地肥沃地形狹長的小高原，俗稱『長坪』。當時約有四、五十名日本人前來定居，發展香菇、甘蔗、柑橘、橡膠樹苗的栽培。
為了防範『生番出草』，保護日本產事業人員的生命財產安全，日本政府遂於鵝公髻山下設防禦隘線，沿著山麓共設置有七個分遣所，每一個分遣所由一名日本警員和數名隘勇駐防。分遣所之下，還設有隘寮，總共約有二十多個；設置在內大坪的隘勇監督所，駐有一名警部補和三名巡查以及數名隘勇，負責督辦隘線防務。日本人此地譽為「模範隘勇線」，慶幸當地治良好，但首次驚天動地的武裝抗日事件，竟然發生在這個模範隘線！
原本蔡清琳已策動關西、竹東、新竹、苗栗共同起義，約定以新竹十八尖山狼煙為訊號，一起殲滅日本軍警收復臺灣。不料；西元1907年11月14日下午，因小學生於十八尖山烤蕃薯引發火燒山，內大坪及鵝公髻山區因處高地，誤以為起義訊號。
於深夜，蔡清琳策動向內大坪起義，起義的勇士分成了兩隊，一隊由彭阿石、徐金傳率領；另一隊由何麥榮兄弟率領。當時加入起義的勇士只約有四十餘人，後來原住民也參加了，到了北埔街上，地方上的老百姓陸續加入行列，總起義人數近百。
內大坪距北埔有十二里山路，志士殲滅內大坪所有的分遣所日本人，已經是15日凌晨五點多，於是他們隨即趕往北埔。此時，總人數再增加到百餘人，仍是以何麥榮兄弟和巫新炳為首，他們手持一公尺見方，上書「安民」、「仁義」、「復中興」的旗幟，浩浩蕩蕩攻向北埔。15日上午，志士佔領北埔，殺死渡邊警部(北埔支廳長) 及二十三名日警及家屬，除了指派二十多名人員留守，其餘皆往新竹進攻，半途於金山面遇日軍交火，不敵折返北埔山區藏匿。
午後，日本警方展開鎮壓！於淡水廳調派三百餘名軍警到北埔鎮壓，惟恐起義擴大，從苗栗、新竹調遣百餘警力到北埔及內大坪搜捕。15日下午日軍警攻進北埔！16日繼續推向到內大坪「番」界！接著展開清鄉掃蕩緝捕志士的工作！為了緝捕起義志士，日本政府動員軍警、全體保正、甲長、壯丁團等出動搜山；而且日本警視總長也下達最後通碟諭令三日內必須將起事者緝捕歸案，否則將派軍剿滅北埔十六歲以上的男子！
時已經到處風聲鶴唳，頗有山雨欲來之勢，在這樣沈重的威脅下，經過數百人總動員上山誘降，事件迅速肅清。當時，蔡清琳遭日警聯合「番」人頭目『大達祿』誘殺。北埔事變就此落幕。估計義勇軍共殺日本軍警及苗圃工作人員共計五十六人。
日本警方於不分青紅皂白下，大肆殺戒，見男人即捉捕，慘遭立即斬首者不計其數，於內豐長坪處決者近百人，於北埔街頭處決者更不可考，實際接受審判處決者僅九人，總受難同胞應愈兩百餘人，可說北埔開拓史最慘烈的一頁。經過三十餘年日本人離臺後，後人於義士砍頭處決掩埋地建立紀念碑，弔唁眾義士忠魂，蔡清琳等義士也順利於民國46年入嗣忠烈祠。

2011-07-09 07:44:34 補充：
http://home.pchome.com.tw/mysite/anderson7115/89.htm

資料文史很多呢~

武裝抗日運動 在達半世紀的日本統治當中，武裝抗日的政治運動，大抵上發生在日本領台的前20年。這20年的武裝抗日運動，根據一般學者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期是台灣民主國抗拒日軍接收的乙未戰爭；第二期是緊接著台灣民主國之後的前期抗日游擊戰，幾乎每年都有武裝抗日行動，而最末一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之後，台灣反日運動轉為維護漢文化的非武力形式，不過期間仍發生轟動全世界的霧社事件。根據中國國民黨相關統計，僅在1898—1902四年間，總督府殺戮的台灣「土匪」人數為11,950人。日本領有台灣前八年，共有32,000被日方殺害，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之一。此外，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報告認為，在日本最初20年統治下，台灣曾有40萬人被殺害]，遠遠超過台灣史上(含光復後)的族群衝突受難人數。臺灣民主國
圖片參考：http://bits.wikimedia.org/skins-1.17/common/images/magnify-clip.png
臺灣民主國國旗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決定，在台灣住民中引起了軒然大波。1895年5月25日，台灣官民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並向各國通告建國宗旨。未料，日軍在5月29日於基隆背後的澳底登陸，6月3日攻陷基隆。於是台灣民主國政府的首腦們，包括唐景崧和丘逢甲，都內渡逃亡至中國大陸。6月11日，辜顯榮代表艋舺士紳迎接日本軍進入台北城。6月下旬，餘眾又在台南擁立大將軍劉永福為民主國第二任總統，民主國雖和日軍發生不少規模不小的血戰。但到10月下旬，劉永福也棄守內渡中國大陸，日軍佔領台南，這個存活184天的台灣民主國短命政權，至此完全劃下了句點。

前期抗日游擊戰台灣民主國宣告崩潰以後，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於1895年11月8日向日本東京大本營報告「全島悉予平定」，隨即在台灣展開統治。但是，一個多月以後，台灣北部原清朝鄉勇又於12月底開始一連串的抗日事件。而這一期的抗日可以說是第一期台灣民主國抗日運動的延伸。1902年，漢人抗日運動稍歇，直到1907年11月發生北埔事件，武裝抗日才進入第三期。這段5年的停歇時間，一方面是源自兒玉源太郎總督的高壓統治，一方面也因為總督府以民生等政策拉攏台人。在雙重因素影響下，台灣漢人對於抗日行動採取了觀望的態度。

1896年，苗栗地區部份義軍撤往大湖，加入泰雅族原住民抗日行列。由「得磨波耐社」大頭目「北都巴博」率領，在馬那邦山區與日軍展開一場殊死戰。但日軍擁有山砲等重型武器。原住民四位頭目北都巴博、接卡久因、杜哈魯、莫拉邦、和義軍將領柯山塘及屬下全部陣亡，日軍陣亡七十多人。

中南部地區簡義、柯鐵虎、劉德杓為首的民勇。於1896年6月攻南投街及斗六街，7月進攻鹿港，辜顯榮率「別動隊」協助日軍。雖有部份「別動隊」成員倒戈，但民勇軍仍告失敗。事後，日軍在雲林地區展開清鄉報復行動，受害平民高達三萬人。

西元1902年苗栗地區風雲再起，因原住民不滿歧視與壓迫且詐騙了山墾權，襲擊「南庄支廳」。苗栗、新竹等地原住民紛紛響應，交戰一個多月，史稱「南庄事件」。之後，日本人又殘殺逃到馬那邦山避難的難民，引起原住民更大規模抗日，雙方交戰好幾個月。

學者江彥震認為當時台灣自主與反日勢力並沒有因為戰爭落敗而完全平息。並提出客家人是「保家」重於「衛國」的台灣民間反抗說法，在後續的二十年間的日人統治下，陸續出現。但當時主要的抗日活動多以「克服台灣，效忠清廷」為口號，代表是並稱為「抗日三猛」的簡大獅、林少貓及柯鐵虎。其中柯鐵虎以「奉清國之命，打倒暴虐日本」為口號，與朋友自稱「十七大王」，在雲林一帶盤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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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來庵事件被捕之人頭戴籠盔，由台南刑務所押解至法院送審 後期抗日活動漢人武裝抗日的第三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總共有13起零星武裝抗日事件。但是，除了最後一次的西來庵事件外，規模都很小，還有的事先就被發覺捕獲，因此和過去大規模的反抗不同。這些事件中，有11件發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後，並且有4件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刺激而發動的。13起事件中，宣稱要將台灣歸收入中國版圖的有4件，稱王稱帝、要自立台灣王朝的有6件，兩者皆可的1件，不明其目標的則有2件。由此數字可以發現，欲自立台灣政權的比例，超過要將台灣歸還中國的部分，且與前二期中同樣以台灣建國為目標的事件相比，也不再強調對於清朝的忠誠。這個轉變可能和1911年清朝被推翻，台灣人民原本習慣效忠、認同的對象突然消失所致。

霧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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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社事件時，日軍由馬赫坡高地之塹壕向馬赫坡大岩窟砲擊後期抗日運動中，以發生於臺中州能高郡霧社（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之霧社事件最為著名。1930年10月27日，在大頭目莫那魯道的率領之下，共六個部落300多位族人發動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抗，殺死在霧社小學舉行運動會的134名日本人(多為婦孺)。事件發生後，總督府主張對原住民擁有報復及討伐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