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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湯看到夏王朝內外交困,知伐桀之時機已經成熟,乃發兵討桀。戰前他發佈討桀誓師辭,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在歷數了夏桀所犯的罪惡之後,他說:「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商湯以天命為旗幟,號召士兵與諸侯,要大家全力戰鬥,以執行上天的意志。鳴條之戰,商湯的大軍將夏桀的軍隊打敗,桀出逃後死於南巢。從此,夏王朝滅亡,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二個王朝──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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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湯立國後,汲取夏代滅亡的深刻教訓,廢除了夏桀時殘酷壓迫人民的暴政,採用了「寬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國內部的矛盾比較緩和,政治局面趨於穩定,國力也日益強盛起來。他對四周的許多國家進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勝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記有: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詩.商頌.殷武》也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的記載,反映了商王朝在湯的統治下,已經成為強盛的國家。
商湯統治時期出現大好局面,得益於伊尹和仲虺這兩個賢臣的輔佐。據記載,他們二人在政治上頗有主張。他們被湯任為右相和左相以後,在處理政務、穩定政局、發展生產等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貢獻。仲虺死後,伊尹在政壇上的作用尤其突出,成了商湯至太甲時期重要的輔佐,政壇的一位元老。
商湯死後,因其子太丁早死,由太丁之弟外丙繼位;外丙死後,其弟中壬繼位;中壬死後,又以太丁之子太甲繼位,太甲乃商湯之長孫。據《史記‧殷本紀》記載:「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迎回太甲而授之政。以後,太甲修德遵法,諸侯歸服,百姓的生活比較安寧。這個故事,反映了伊尹為貫徹商湯的治國方略、使商王朝長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這個故事流傳久遠,伊尹也獲得了「大仁」「大義」的美名。
不過,統治階級貪婪本性,決定了王室內部為權力和利益鬥爭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記‧殷本紀》中記載;「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從仲丁算起,經九世正好到盤庚時期,說明這一期間商王室內部為爭奪王位,內亂不止,致使外患不斷。這期間,商王朝曾多次遷都。
據文獻記載,商代曾五次遷都。《竹書紀年》記載,商王仲丁「自亳遷于囂」、河甲「自囂遷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不過考古學家至今只發現了偃師二里頭、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和安陽殷墟四個都邑遺址。這四個遺址的面積都很大,均在三、四百萬平方米以上。考古學家已在這四個遺址中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遺存,如二里頭遺址中部發現的一號宮殿,面積達一萬平方米。在偃師和鄭州發現了規模很大的城垣。安陽殷墟還發現了規模宏大的王陵區祭祀場。從這些發現與文獻記載可以知道,商代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國家機構,有各種職官、常備的武裝(「左中右」三師),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規等等。但上述這幾個都城,它們與文獻中記載的名字是甚麼關係,學術界還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陽殷墟是盤庚以後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較一致。
對商代歷史上多次遷都的原因,史學家們有不同的看法。但從《尚書‧盤庚篇》中看到,遷都與內部的政治鬥爭有一定關係。如盤庚雖然聲稱「視民利用遷」(即為人民的利益而決定遷都),但對那些不聽命令的人,他發出了「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我要將他們斬盡殺絕,不讓孽種留在新邑)的威脅,反映了內部爭鬥的激烈。盤庚遷殷以後,王室內部的矛盾得到緩解,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盤庚被稱為「中興」之主,並為武丁盛世的到來,打下了基礎。
武丁是盤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盤庚之侄。他年幼時,小乙曾讓他到民間生活了一段時間,深知民眾生活的艱難困苦。他即位以後,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勵精圖治,決意振興大業。他四出征伐,對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國進行征討,戰爭的規模不小,往往動用數千兵力,最大的一次發兵一萬三千人。在這些征戰中,商王征服了許多小國,擴大了領土,也捉獲了大量俘虜。武丁時期的文化遺存相當豐富,宮殿、墓葬、作坊等遺存都有發現。代表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青銅業,有了突破性進展,如銅、鉛、錫三元合金出現了;分鑄技術已被廣泛運用;青銅器生產數量大增,還出現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聯這樣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銅業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國青銅時代進入繁榮時期。此外,在紡織、醫學、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開創的盛世局面,為商代晚期社會生產的發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