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
清-同治10年(西元1871年)，琉球船隻遭遇暴風，飄到今恆春附近，船員因語言不通，與原住民發生誤解而遭殺害，史稱***牡丹社事件***。
清-同治13年(西元1874年)，日本以**懲辦兇手**為藉口，出兵攻打台灣。中、日最後簽訂議和的條約。清廷承認日本此次出兵為**保民義舉**，使日本藉此聲稱琉球人為日本臣民。
牡丹社事件後，清廷意識到台灣對中國海防的重要性，治臺政策轉趨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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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注意----1871年才是發生事件的那年。-------教科書裡頭是這樣寫的!

牡丹社事件 是1874年（中國清朝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出兵攻擊台灣南部原住民部落的軍事行動，以及隨後中日兩國的外交折衝。
這是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首次向國外發動的戰爭，也是中日近代史上第一次的重要外交事件。台灣和中國方面稱之為牡丹社事件，而日本方面則稱為台灣出兵或是征台之役。
琉球王國自明朝起為中國的藩屬國，其國王接受中國之冊封，獲准朝貢貿易的次數為藩屬國中之最。由於中國長期拒絕日本入貢、貿易，琉球居間進行「中國絲—日本銀」轉口貿易獲得巨大利益，卻也因此引起日本覬覦。
日本薩摩藩在關原之戰後，因財政困難、局勢不穩，加上欲以海外之功向幕府輸誠，遂有侵略琉球之心。1609年，薩摩派遣將近三千名兵力，攻入琉球王都首里城，但德川幕府僅准許薩摩割據奄美大島，保留琉球王室以便利用琉球對中國貿易。然而琉球王國自此喪失獨立自主性，受薩摩暗中支配。
自此琉球處於「中日（薩）兩屬」狀態，一方面接受中國冊封並進行朝貢貿易，同時國政受到薩摩藩的控制。
1867年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上表「大政奉還」，江戶時代結束。隨後的明治維新過程中，大量武士（維新時改稱「士族」）失業，造成極大的社會問題。於是西鄉隆盛等人提出「征韓論」，企圖以海外擴張來解決內政問題。但征韓在外交上困難較大，未獲得內閣多數閣員支持，最後造成提倡征韓最力的參議西鄉隆盛下野。日本政府為了安撫士族情緒，遂有出兵台灣之議。
1871年（明治4年，同治10年）10月一艘琉球宮古島向那霸上繳年貢的船隻，在回航時遭遇颱風，漂流至台灣東南部八瑤灣（即今之九棚灣），船上69名乘客溺死3人，有66人登陸，闖入高士佛社（並非牡丹社，如今之牡丹鄉，故牡丹社事件之稱呼並不完全正確）原住民住地，後又因文化認知不同而遭殺害54人，逃過一劫的其餘12人則在當地漢人營救下前往台南府城，由清政府官員安排轉往福州乘船歸國。
此類事件在當時不時發生，按慣例皆由中國政府撫卹、送還本國。1873年日本政府外務卿副島種臣前往中國時向總理衙門提起此事時，大臣毛昶熙答覆：「二島（琉球與台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次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縣漁民的證據，又追問「貴國既然已知撫卹琉球民，為何不懲辦台番？」，毛以殺人者為置之化外的生番來搪塞，副島便言：「生番害人，貴國置之不理，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特先來奉告」，毛昶熙不察日使意圖，隨口回答：「(台灣)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
日本遂抓住這句話柄，向「無主番界」出兵。

出兵前
日本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西鄉隆盛之弟）為「蕃地事務局都督」，向英、美等國租用輪船，僱用美國軍事顧問李仙得（C. W. Le Geadre，又名李讓禮），準備對臺灣出兵，並事先派遣樺山資紀、水野遵來台調查。
但在出兵前夕，英美等國卻轉變態度表示反對，因此日本內閣下令停止此次行動。但在長崎已經準備妥當的西鄉從道拒不受命，斷然率領三千六百名官兵前往台灣，史稱「西鄉大暴走」，這也成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戰場上獨斷獨行的濫觴。戰爭過程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5月10日，日軍於射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登陸。5月18日到5月21日，日軍與台灣原住民有小規模接觸，互有傷亡。5月22日，佐久間左馬太率領日軍150人進抵石門（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遭到原住民強烈抵抗，最後日軍陸戰隊攀上峭壁居高臨下，情勢逆轉，原住民敗逃，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身亡。經此一役，多數採觀望態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軍分三路掃蕩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規模抵抗，佔領後焚燒村屋並撤回射寮營地。7月1日，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終於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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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迅速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表現出對外關係上的極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鄰近的中國，對臺灣懷有覬覦之心。
1871年12月，有琉球貢船兩艘遇風漂至臺灣，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兩社居民殺害，另12人逃脫得救，被中國政府由福州轉送回國。那時日本政府為了緩和日益尖銳的國內矛盾和由“徵韓論”所引起的政治危機，正在醞釀對外發動戰爭，決計抓住這一事件作為出兵的借口。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設立侵臺機構─臺灣都督府，並組成徵臺軍。5月10日，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3600多人在臺灣瑯嶠登陸，其攻擊目標主要是牡丹、高士佛兩社。5月18日，日軍開始與當地居民交鋒，22日攻佔石門，牡丹社酋長阿祿父子等陣亡。6月初，日軍1300余人分三路進攻並佔領牡丹社，13日進佔龜仔角社，7月中，日軍已完成對各社的徵討、誘降，並以龜山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築醫院、營房、道路，並向後山南北各處番社分發日本國旗，準備久踞。
清政府起初對日本的一係列侵臺活動毫無所知，直到4月19日通過英使威妥瑪才始知此事。5月11日，清照會日方詰責，並于14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率領輪船兵弁馳往臺灣，並授予他處理日本侵臺事件的軍事外交大權。6月中，沈葆楨到臺後，一面向日本軍事當局交涉撤軍，一面積極著手布置全島防務。他在府城與澎湖增建炮臺，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廈門間裝置海底電線；增調淮軍精銳武毅銘字軍13營6500人入臺，部置于鳳山；陸上防務北路由臺灣鎮總兵負責，南路由臺灣兵備道負責，海上防務，以揚武、飛雲、安瀾、清遠、鎮威、伏波六艦常駐澎湖，福星一號駐臺北，萬年一號駐廈門，濟安一號駐福州；同時大力開通部落地區的道路，並派員招撫各處“番社”。清政府也相繼運來洋炮20尊，洋火藥4萬磅，火藥3萬磅，士氣民心為之大振。這些措施漸次推展開來，形成相當的聲勢，使日軍不能不有所顧忌。這時候，臺南南部惡性瘧疾流行，侵臺日軍因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數十名，土氣極其低落。在進退維谷、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日本不得不尋求外交解決的途徑。日方全權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顧問李仙得于是年9月到達北京，在前後七次談判中，日方仍堅執日本進兵的是“無主野蠻”之地，對此清政府予以嚴厲駁斥。大久保利通認識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堅持的“番地屬中國版圖”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決日本侵臺問題。當時清政府的內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難，于是在英、美、法三國出面調停下，清政府決計讓步，于10月30日簽訂了《中日臺灣事件專約》（《北京專約》）三條，除以“撫恤”及付給修道建屋費用為名償銀50萬兩外，約中有“茲以臺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之語，日本出兵乃為“保民義舉”，實際上等于承認琉球為日本的屬國。日軍隨後于12月1日撤出臺灣。

補充:為日本明治維新後侵略亞洲的第一步
佔領台灣沒多久 便招受國際的反對而撤兵
但清朝與日本的詔文中表示了日本這次的行動為保民義舉 並賠償了些微的費用
但對琉球主權並沒有清楚的反應 導致之後的琉球漸漸被日本所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