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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史學界一直認為,汪精衛犯了不少破壞京、津、保地區武裝起義及殺害革命同志的罪行,為袁世凱瓦解和消滅北方京、津、保等地的革命力量而奔走效勞。這種觀點並不符合事實。
辛亥革命的最高目的是推翻滿清專制政權,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汪精衛等精英人物鑒於當時革命實力的不足,制定了“聯袁倒清實現共和”的策略方針。既然要利用擁有實力的袁世凱,則與他建立暗中聯繫是很正常之事,不可以視為革命的內奸。為了實現他的既定方略,汪精衛對當時京津等地的革命活動進行了引導和控制,企圖使北方的革命事業朝著有利於他所設定的方向發展。
第一,他在天津結合同志,成立了京津同盟會分會,這對於北方的革命活動有一定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汪精衛在出獄後,聞吳祿貞將起兵,即起追從,中途得知吳祿貞遇刺於石家莊,便折回天津。他最初活動于天津奧租界,為清朝直隸總督陳夔龍探悉,派兵會同奧捕搜查新豐棧,黨人快速逃避才得免。當晚又秘密在租界新址開會,與會者有13人,計有汪精衛、黃複生、李煜瀛、杜黃、袁羽儀等人,決定即日成立京津同盟會分會,眾人舉汪精衛為會長,李煜瀛為副會長,由汪氏草擬會章,並決議會內分黨務、總務、參謀、軍事、財政、文牘、交通、婦女、諜查、暗殺十部,會刊為《民意報》、《國光新聞》,田桐、李蔚芬、曾季友分任編輯,趙鐵橋負責發行。此後參加的同志越來越多,各部便分設于天津法租界貴和、仁、吉祥、余慶諸裏以及舊織布廠等地,北方革命活動乃有所歸屬。
第二,企圖發動11月29日(農曆十月初九)北京起義。這一流產的起義充分暴露了汪精衛領導武裝起義的幻想性和不成熟性。
據胡鄂公所記,這次北京起義最初的計畫是由袁世凱和汪精衛策劃,由袁暗中運籌和指揮並資助革命党發動費5200元,另由津、京革命同盟會出2800元。具體計畫是“約以九日晚十時由吾黨鳴炮為號。炮響,吾党同志即發難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諸處。世凱則命禁衛軍第四標由西直門進攻西華門,並命其長公子克定率兵三千攻東華門以應之。”(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79頁,文海出版社印行。)11月29日,陳濤、鄺摩漢、王振漢、易宣等由武昌、瀋陽先後到津。鄺摩漢、王振漢很快轉赴北京。“是晚,北京同志踐兆銘與袁世凱之約,發難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各任一路以進攻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而宣武門發難同志之至西華門者則又分三路前進。十時,炮響,而世凱子克定與禁衛軍第四標均不應。會軍警探諜分途至,捕去同志李漢傑等十餘人。高新華、陳雄以此憤而自殺,漢傑亦以不屈死。十月初十日,天未曙,白毓昆過老西開吉祥裏十四號,扣予扉而乎曰:世凱、兆銘果相濟為奸,以殺我北京革命同志矣。”(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81-82頁,文海出版社印行。)從這次起義的簡單策劃和過程來看,這不僅是汪精衛的錯誤,而且說明了北方革命同志做事的魯莽和可笑,依靠這些人在北方進行革命,其勝敗之數當可預知。
當時北方革命黨人內部意見不統一,相互聯絡不多,吳若龍因有憤於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開會時汪精衛壟斷自專,乃主張成立共和會總部于天津,舉胡鄂公為會長,並以此相號召,“到會者鹹同意其說”(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84頁,文海出版社印行。)。雖然最後沒有成立共和會以別於同盟會,但已說明了北方革命問題的嚴重性。組織煥散,人心不定,各自為政,是普通存在的問題。
第三,汪精衛始終堅持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廷,並以停戰議和為理由對北方革命党人策劃的一些武裝起義進行干預和阻擋,唯恐起義會破壞他的政治策劃。
京津保同盟會支部負責“庫藏”的女同志杜黃在一次報告中道出了汪精衛的痛處,她說:“本支部部長,固主張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帝者,彼于同志之活動,軍警之聯絡,槍彈之購置,向不措意。”庫存手槍、子彈因年代久遠,子彈大多不合手槍口徑,所以不能用。支部軍務部長呂超和汪精衛也有過爭論,呂反對“政治手段”,指出:如果“役於清帝之臣僕”(指袁世凱)接替清帝的軍政大權,那就和父死子傳、兄終弟繼無異,根本不是革命。呂超還曾制定京畿革命計畫,準備聯絡近畿各軍中他的陸軍同學,發動起義,以傾覆袁世凱。由於汪精衛的干預和反對,呂超的京畿革命計畫無法實現
(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1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