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重文輕武的政策做就了宋代文學的發展,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深遠,古代中國重農抑商,宋代卻是以商業作為經濟主導,雖然范仲淹及王安石的變法都以失敗告終,不過都是在政治改革上的突破,這些都是宋代突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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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工商業發達及東京的繁華
北宋雖然外患深重、積貧積弱,但畢竟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全國歸於一統,社會逐漸安定,所以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宋初幾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將近一倍。當時鐵的年產量遠超唐代,造船、造紙、印刷業技術更為先進,產品頗為精美。北宋時,都市商業十分興旺繁榮,十萬戶以上的城市達四十多個,而宋都開封更成為全國的商業中心。
開封在北宋時又稱東京(東都或汴京)。據記載,東京的手工業、商業多達一百六十行,沿街店舖林立;鬧市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通宵不絕。在京都市場上,各地貨物琳瑯滿目,甚至日本、朝鮮、阿拉伯等國的商品亦有買賣。而北宋為了應付貿易及商業發展的需要,還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其社會經濟的發達,由此亦可見一斑。
宋人孟元老曾撰《東京夢華錄》,詳盡描寫宋東京的繁華,當時開封城中有鬧市、有酒樓、有茶館、有妓院,城中夜市至三更方盡,五更時分又再燃燈開張,夜以繼日,人煙不斷,可謂「不夜城」。此外,畫家張擇端還畫了一幅《清明上河圖》。上河是宋時民間對清明祭祖墳之謂,意同「上塚」。該畫描繪出清明時節東京東角子門內外及汴河兩岸的繁榮熱鬧景象,但見橋上車水馬龍,商販雲集,行人絡繹不絕,在在表現出當時中國第一都會的繁榮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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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史學與文學
北宋雖然積貧積弱,但在史學和文學方面,卻有極高的成就。
史學方面,北宋歐陽修等編纂《新唐書》,對唐史的保存,有很大的貢獻。而司馬光主編的鉅著《資治通鑒》,更是編年史的典範。
《資治通鑒》自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始修,至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成書,前後歷時十九年。在《進資治通鑒表》中,司馬光曾說「臣之精力,盡於此書」。該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將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王朝的興衰、政治的得失記載下來,為後代帝王統治提供了重要借鑒,它對史學和文學的影響力至今不衰。
除史學之外,北宋的文學發展,也在中國文壇上起著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宋詞」,更是唐詩之後中國文學史上另一座豐碑。北宋的詞人輩出,如晏殊、歐陽修、柳永、蘇軾、秦觀、周邦彥等等。柳永、周邦彥的詞以綺豔著稱,而豪放派的蘇軾則最為後世所熟識。
蘇軾,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他出生於書香世家,父親蘇洵和弟弟蘇轍都是著名的文學家,世稱「三蘇」。其代表作如〈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已成千古絕唱。對於蘇軾的豪放及柳永的綺柔,時人俞文豹《吹劍錄》曾有絕評:「(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蘇)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
北宋在散文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中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並稱「唐宋古文八大家」。在北宋文學家的努力下,使自唐代韓愈以來的古文運動取得進一步的成功,當中有許多作品傳頌至今。
在散文、詩、詞等文學形式發展的同時,話本和戲曲這類民間說唱文學也蓬勃發展,並為元代戲曲和明代小說的興盛,打下了雄厚的基礎。由此可見,北宋的文學成就,具有承前啟後的劃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