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後世提起中國的盛世,必言漢武,但漢當世及古代的史家,對武帝卻多有貶詞;宋代司馬光更把武帝與有名的暴君秦始皇相比。究其原因,皆因漢武後儒家獨大,儒家重倫理道德,輕功業,為君者以恤民厚吏為尚,以此標準,武帝自然遠遜於他的父祖文景二帝;例如他不顧群臣反對,庶十萬民於朔方、七十萬民於河西四郡,就被視為惡政。但以今天的角度來看,武帝所作,每多遺福千年,功多於過,當無異議。以下我們看古今評價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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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當朝,對武帝最坦白的評價,要數宣帝大儒夏侯勝:
「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虫大起,赤地千裏,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顯示出盛世的另一面代價。自此,史家對武帝評價趨苛。至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評價更反面:「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感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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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班固《漢書.武帝紀》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其中所稱頌的,皆為文治,對武帝最得意的武功隻字不提,在其他紀傳中,側寫「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昭帝紀),「外攘四夷,內改法奄,民用凋敝,奸軌不禁」(循吏傳),隱然有責備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