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出現中國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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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一條戰略決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個決策的成效之一便是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對外封閉的情況，令中國大陸向世界開放，同時大幅度提高了國內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國際上的形象，使中國大陸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時期。


對內改革

計劃經濟曾一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標誌之一，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雖然曾一度為中國早期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着時間的推進其弊端日漸明顯：
對國內經濟的控制達到驚人的程度，政府企業職責不分，無視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的作用；一切以計劃為綱，無法適應消費群體的需要，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
生產商品的數量都在計劃之中，購買商品還需要相應的商品票（如購買糧食就需要有相應的糧票），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
工農業生產與商品經營均為強制性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個人不得持有私有財產，一切勞動成就都會被均分，這導致生產者沒有興趣擴大生產，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勞動積極性。只知道依靠「大鍋飯」過生活，喪失了發展經濟的動力。

農村經濟改革

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自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建立了全國範圍的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生產生活的指導權過於集中，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絕對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局面，雖然這種體制在產品相對充裕時可以有效地減少自然災害為個人帶來的損失，但更多的是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佔全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並促使部分農民先於其他地區富裕起來。同時農業的改革雖然在初期頗有成效，但隨着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已經有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出現了令世界關注的貧富分化現象——這在強調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難以想象的。由於步入20世紀90年代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農村地區貧富分化抱以足夠的關注，事態逐步成為中國迅速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全面復興的最大障礙——三農問題。


城市改革

鄧小平在1977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便提出以科學技術帶動社會生產力。1985年的改革更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理念：政府一方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可了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所處地位，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以帶動中國經濟，打破了中國經濟公有製成分一枝獨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

城市的改革取得的進展並沒有預期的成效，反而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拋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內民眾的思想混亂。加之1985年以來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原先身為「封資修大毒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被部分知識分子所接受，對西方民主的嚮往與追求成為日後兩次大規模學生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

自1989年國內外政治上的巨大風波過後，中國政府的立場日趨保守，不但改革步伐放緩，黨內也出現了重提階級鬥爭觀念的聲音。為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退出中國政壇的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利用個人威望重新將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下來，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政策的「兩個基本點」之一。


對外開放

1979年，中國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特殊政策。1年後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宣佈改制為對外經濟特區。參考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意圖從中學習領先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經營方式。改革開放的四個試點城市的發展模式在1980年鄧小平南下巡視時被給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上海等14個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州地區辟為經濟開放區。

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為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感受到對外貿易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後，中國政府將海南島單獨設省後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着沿海向內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後設立對外開放區。這成為刺激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大因素。

2011-05-06 12:39:00 補充：
1995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406062.htm

土地改革與中國農村政權⊙ 張凱峰

二　背 景
　　清朝以來，中國中央政權組織結構建設完善，運行周密，已臻中國前現代政治之極致。然而龐大有力的官僚機構與基層農民之間卻由於技術手段的欠缺而出現真空。為了填補這個真空，國家利用了鄉村中自然形成的文化權利網絡，如地主士紳，耆老族長，甚至豪強惡霸，以他們為經紀人，在農村中代理國家權力。這些經紀人有些站在基層農民的立場上，與國家進行協商，最大限度地保護農民的利益不受到國家的盤剝，可以被稱為是保護型經紀；另一些則從一己私利出發，在國家與農民的經濟和權利的交流中謀取最大的利益，可以被稱為是盈利型經紀。無論是哪一種，只要採取利用鄉村經紀人代理國家權力的做法，就必然會導致國家與鄉村經紀分享基層權力，大量農村政治、經濟資源流失1。
　　然而到了清末，中國開始逐步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由於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地方行政機構正規化，下層政權與中央保持一致，國家政權與納稅人之間建立直接的、沒有仲介人的關係。所以政治上不再允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了，上述的基層國家經紀必須肅清。
　　從經濟上來說肅清國家經紀對走向現代化的政權也很有吸引力。在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的過程中，政府機構建設的擴大使得國家政權行政成本大大增加，政府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對農村的攤派，力圖最大限度地攫取農村的物質資源。「在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政治舞台上，不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地方、政權都在急劇地更替，但在華北，國家政權擴張的一個重要方面──深入基層和吸收下層的財源──在這整個時期卻基本上沒有中斷。」2而若要真正實現這個目的，就必須肅清一切障礙，尤其是基層國家經紀。
　　一方面國家政權希望在政府官僚機構和鄉村居民點（村莊）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繫，另一方面其對鄉村不斷增長的財政需求反而又迫使村莊產生更多的保護型經紀體制與之相抗衡。隨著國家政權的不斷強化，保護型經紀繼續受到壓迫，以至陷入困境，漸漸失去其保護性特徵。因為這種保護型經紀體制極易受到贏利型經紀的操縱，更使那些贏利型國家經濟紛紛鑽入村政權，以竊取國家轉讓給村莊的部分權利3。
　　不論是「保護型經紀」還是「贏利型經紀」顯然都不利於現代國家的建設。他們的存在必然會妨礙民眾從社區中解脫出來，直接面對國家，接受國家的支配。相當一部分政治資源和物質資源都被他們所截取，沒有能夠進入國家的掌握之中。清末的新政沒有能將他們清除掉，割據軍閥的政權、國民黨政府、日本的殖民勢力也沒有能夠如此，甚至往往還要依靠他們來調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可以說，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完成土地改革之前、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一直都沒有完成。中國共產黨在其革命實踐中，不斷摸索創新，最終牢牢掌握了中國農村的政權，並贏得了整個中國。中國共產黨奪取農村政權的工具就是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之於中國共產黨，絕不僅僅在於農村的土地再分配。這四個字中包含了太多土地之外的東西，決不是字面意義可以表達的。
三　粉碎舊政權，確立合法性
　　土地改革最直接的作用就是粉碎農村中原有的控制農民的權力網絡，即上面說的兩種「國家經紀」，再通過土地的重新分配，在共產黨建立的政權與農民之間建立新的保護契約，從而確立新政權的合法性。
　　中國之農村權力與土地所有權具有一種天然的聯繫。農民所賴以生息的土地成為其權力彰顯的象徵，農村土地制度就成為權力運轉的規則。要取得農村政權，就必須從土地入手。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對農民及土地問題就有一定的認識，並又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初步主張和政策。1921年，中共「一大」結束不久，浙江的一些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就發動和領導了肖山縣衙前地方的農民鬥爭。這是中共實際上從事農民土地運動的開始。這次運動與後來的廣東海豐農民運動，湖南衡山農民運動都以農會的形式將農民組織起來，進行一些減租、平糶的鬥爭。但是由於力量薄弱，很快被鎮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