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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與白話文
文言文是中國的一種書面語言,主要包括以先秦的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面語,以及模仿這種書面語而創作的歷代作品。由於文言文並不是一時一地的一種語言,因此不同時代或不同地區的文獻,在語法和詞彙上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在20世紀之前,以漢字書寫的文言文,在中國以及韓國、日本、越南,使用在幾乎所有正式的文書上。在韓國、日本和越南,這種書面語分別被稱為漢文(Hanmun)、漢文(Kanbun)和字儒(Chữ nho)。20世紀之後,在中國,文言文的地位被白話文取代,而其他國家則開始採用當地語言的書面語。
特點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離、行文簡練。
文言的特點,是和白話(包括口語和書面語)比較而來的,主要表現在語法與詞彙兩方面。(以下所述各項特點皆為舉例而未窮盡。)
語法特點
文言文的語法特點主要表現在詞類及詞序兩方面。一般而言,文言文有比白話更多的詞類活用現象。
名詞用作動詞:
「驢不勝怒,蹄之」(柳宗元《三戒·黔之驢》),名詞「蹄」在此做動詞「用蹄踢」。
「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名詞「王」在此做使動動詞「使……為王」。
名詞用作副詞,常與「然」(……的樣子)連用:
「少時,一狼徑去,其一犬坐於前。」(蒲松齡《聊齋誌異》),名次「犬」在動詞「坐」前作副詞「像犬一樣」。
「山迴路轉,有亭翼然臨與泉上者,醉翁亭也。」(歐陽修《醉翁亭記》,「翼」在動詞「臨」前作副詞「像翼(翅膀)一樣」。
文言的特殊詞序也是顯著特點之一。
在疑問句中,疑問代詞「誰」、「孰」、「何」、「悉」等置於動詞之前:
「臣實不才,又誰敢怨?」(左丘明《左傳》)
「吾誰欺?欺天乎!」(《論語》)
「微斯人,吾誰與歸?」(范仲淹《岳陽樓記》)
「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戰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
「王曰:『縛者曷(通「何」)為者也?』」(《晏子春秋》)
與「以」連用的倒裝句:
「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柳宗元《永州八記·小石潭記》,「全石以為底」即「以全石為底」,「卷石底以出」即「石底卷以出」。
文言文中常見通假字,出現的原因有作者的主觀原因,如一時想不起此字;也有客觀原因,如避諱等。
「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陶淵明《桃花源記》,「要」,通「邀」,邀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學而》),「說」,通「悅」,喜悅。
「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熙」,通「嬉」,開玩笑。
詞彙特點
文言文與白話文在詞彙上有很大的差異。這個差異通常必須以詞典或字典的形式加以條列,才能完整表達。不過,有個特點可以概括性地觀察:文言文的詞彙較為簡潔,例如:相較於白話文的詞以雙音節為主,文言文中的詞以單音節為主。
發展
文言文的缺點在於難懂、不易普及,要讀懂文言文須經過適當的訓練才能夠了解其中的含意,而要寫作文言文的難度更高,所以五四運動後強調「我手寫我口」、「能識字便能讀文」的白話文漸漸的取代了文言文。
現代華文社會以白話文寫作為主,而文言文仍然受到相當的重視,文言文對白話文仍有一定的影響力,現在仍有許多人喜愛在寫作白話文時引用典故、詩、詞,以及華人社會普遍使用的對聯。而對於有志學習中國文學的人,文言文的訓練是不可缺少的。
白話文
白話文,指的是以當時漢語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的書面語。白話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長的歷史,在宋代已有話本,明清兩代也有部分白話小說,如金瓶梅、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不過為古白話,而且白話文作品在古代文壇上只佔少數,文言文在當時仍然是主流。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白話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為寫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白話文是相對於文言文而說的。清末開始的文體改革可以分為「新文體」、「白話文」和「大眾語」三個階段。
《狂人日記》是中國的第一部現代白話文小說;和合本《聖經》則是第一部白話文翻譯著作。
kwun hin